时光荏苒
（岁月留痕中篇第十四节）
我的行政股办公室在走廊的最东头，那个她的财务股在走廊的最西头，在客观上的联系也比以前多了一点，有一次她突然问我：“如果工厂破产了，你准备做什么？”
那是在一九八一年，邓小平刚上台不久，朱镕基砸三铁的说法也是在十年以后的事，所以说这在当时是无人想到的问题，几乎是不可能存在的无稽之谈，真正的全国性的下岗风潮骤然来临也是到了一九九六年，那已是十五年以后的事了，却不幸被她言中。
面对这不着边际的问话，在当时我认为这是绝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便未加认真思索地立即回答说：“我就回去读书”，她不语了。
她绝不可能预见国家十五年后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和进程，她更不可能具有未卜先知的能力。是巧合？是偶然？
当时我在想，不管这个社会以后如何变化，如果连像我这样的人都没有饭吃的话，那这个中国最少要饿死一半人，那就等于是世界末日的来临，那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可恰恰就在那个年头，她恰恰就问出了这句话，我当时确实是感到很荒唐，认为纯属杞人忧天。
她为什么能问出这样的话，后来再一分析便不难得知，这是一个经历过生活坎坷的人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深刻的忧患意识；这是在传统的荒年饿不死手艺人的思想指导下的对生活的一种过度的认知。
对于一个未婚女子，希望能嫁一个事业更加稳定，经济更加殷实，地位更加显赫的人，这种考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这很可能也是她不能接受我的主要原因。
有一天，不知她怎么知道我有个朋友经常去上海，那时泰州人都喜欢到上海买衣服，她就想让我的朋友替她带衣服，对这么一个送来的献殷勤的好机会我当然是满口应承。
我这个朋友平常作装比较洋气，在选衣方面还是颇有眼光的，最起码要比我强多了，我的朋友也知道是因这层关系才请他带的，可是不知怎的，带回来的衣服确实不怎的，很一般，毫无特色，结果果然不满意。随后她问我能否带去退，我当然还是满口应承。其实我知道手续程序还是挺烦的，我也不好意思再麻烦朋友了，钱就我垫了，当然她是不知道的。这么简单的事都没能办好，用迷信的说法这件事是命不该成。
这套衣服我一直放在家里，直到我结婚几年后一次夏伏晒衣时妻问此为何物，我如实禀告，才由妻将其处理了。
到这时，我的这点心思家里人和一些至好朋友都已知道，我姐专程到厂悄悄看过她，就是想搞清楚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竟能让我痴迷到如此地步，看过回来说：“还可以”。
我妈妈更是着急，四处打听，终于得知我们的紧邻，扬州汽车站宋站长的夫人郭永年是她姐的好朋友，也是他家的常客，对她家的情况很熟悉。我妈便再三拜托打听情况，几天后回复说：“你们怎么看上她家的，她家的这事特别难弄，她妈很厉害，她姐也是到三十五六岁才结婚，看来你家这个事靠不住”。
我父亲不知从哪里也得知，她父亲原是老泰州县衙的书记员，他的老师叫季天一，是我父亲的好友，父亲问要不要去说一说，我们大家都认为就没这个必要了，还当真要全家齐动员勒？也就让其不了而了之吧。
这段时间我在为学习进度不快而着急的时候，忽闻市总工会举办有职工业余夜校文化补习班，学业结束考试合格还可获得相关部门认可的学历资格。当即报考高中语文班，一年多后又报考高中数学班，决心将精力全部投入到学习中去。
学校也搞了一个入学考试，是一篇作文。接到通知正式上课的第一天晚上匆匆吃过晚饭，带上散发着久违了的油墨香的新书，踏着自行车赶向学校的时候心情是无比的激动。
我从十三岁到初中只上了一个月就辍学回家后，无时不在向往着能够坐在教室里聆听老师的教诲，十多年过去了，我又能重新走进教室，尤其是经过了艰难的自学过程后，又能重新走进教室，心里充满了欣喜、新鲜和人在某种久久的渴望就要得到实现时的那份难以抑制的激动。这种感觉愈走进教室就愈强烈，就在刚走进教室的刹那间反映得最为强烈。
我伫立在教室门口，望着在明亮灯光下的黑板白墙显得分外分明，一种十分亲切的感觉浓浓地包围着我，我就像几十年漂泊在外的游子突然回到多年魂牵梦绕的故乡一样，我也突然莫名地感到好像这里的空气和氛围令我感到特别的兴奋和愉快。
这时离上课时间还尚早，有不少同学都来得比较早，可能大多数人的心情也都和我差不多，都是因文革而失落的一代人，只是后来知道他们都是文革复课后上过初中或高中的，因为当时没学好，故而真正重来复习，像我这样压根就没上的属于唯一特例。
就在我一边打量教室，一边胡思乱想的时候，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中年男子走过来，想必她就是我未来的老师了。
老师主动走过来，以非常和蔼亲切的口气问我：“你是来上课的吗？”
我慌忙点头应允着，非常谦卑地连连说着：“是、是、是”
“你叫什么名字”老师继续以平和的语调发问，
我答道：“我叫程恩汉”，
他突然以惊异的口吻说到：“啊，你就是程恩汉”
我又连连点头称是。
他接着以三个惊叹号的口气说到：“你的文笔不错啊！”
这时轮到我惊愕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我知道我入学考试的作文发挥平平，没有什么感觉和状态，绝不会由此而引起他的注意，除此那又是为何呢？
正当我疑惑不解的时候，老师当然也看出了我的疑惑，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你是不是去年报考参加市总工人理论组的，你的那篇我的祖国的作文写得慷慨激昂，非常好，是我批改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时他已是满脸笑容可掬。
我们的老师姓周，大家都尊称他周先生。他解放初毕业于南京政法大学，解放后不知在何年极力辞去了在公安部门的优越的工作，执意投身教育。周先生教学严谨，我们还逐步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正直无私的人，三年的高语学习，不仅圆了我的上学梦，还与周先生结下了很深的师生情。
学习中，每次在黑板上公布作文成绩时，绝大多数我都是名利第一，这引起了不少同学的嫉妒和不平，甚至是不服。
我们那个班级确实有不少文笔很好的，有的在政府机关工作，有的在报社工作，大多数都是企业的管理人员，都具有一定的文字工作的基础和经验。
其中有位谢同学父母都在我市名牌中学任教，文笔功底自然也很好，住在离我家不远处，彼此相处很好，但也偶尔以开玩笑的形式流露不服之气，认为周先生跟我有什么关系，偏爱我。
有一次星期一要交一篇作文，我记得是改写莫泊桑的《项链》一文，就在星期天谢同学来到我家，后来我才知道是来侦察的。
我正在家里写着，他看过我的稿纸后，不无感慨地说：“原来如此”。我大惑不解地问是何意？他很坦诚地说道：“我们班上文章写得好的不止你一个，但能像你这样一遍一遍地反复修改的人只有你一个，你能每次得第一那就不奇怪了”。
面对朋友如此的坦诚，我也坦诚相告说：“我本无心于什么第一，只是在修改文章的过程中能够获得很多写作的乐趣。第一遍一般只能作为完成文章的一个基本完整的结构，材料的铺垫，成其文章，而有些自我感觉的精妙细微之处都是不能一步到位的。许多新颖的想法，许多好的语言都是在修改过程中产生的，而产生这些文章的灵魂性的思想和语言的时候，就是写作人的最快乐的时候。我只求能够尽情写出心中全部的所想所感，写完后我便期待着享受那份道尽心中事的快乐”。
这席话其实也是我多年来见习涂鸦一直所处的基本状态。
从此我和谢同学的关系又深入了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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