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的友情
岁月留痕 中篇第四节
一九七二年五月工厂又招进一批青工，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工农子弟，家都住在紧靠工厂附近的泰州南门高桥一带的近郊地区，我们那一批大多数都是居住在城中地区。
我们的张支书的家和工作单位都在南郊地区，所以张支书和这些青工的父母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后来他们中的不少人都陆续分配了保全工、机修工、钳工等在当时称之为好的工种，我们就被塞在那个比劳改农场好不多少的被人鄙视的角落里。
看到在我们前面七0年分配来的人，有的被分在科室里，看到在我们后面来的许过人被分到好工种，他们都上着长白班，过着正常人的很风光的生活，他们和我们车间生产工人之间如同生活在两个世界里。
其中最神气的要数是电工，整天挎着工具包，全厂到处东游西转，所到之处遇到的都是友好热情的笑脸，尤其是赢得了许多女生的喜爱。他们的脸上时刻洋溢着的优越感和在内心里对生产工人的鄙视、瞧不起那是一目了然的。
眼看着那些水平能力、综合素质比我们相差很多的人整日那种洋洋得意的样子，我们心里的那个压抑、憋屈、失落，时刻像一片阴影笼罩在心头，我也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
这期间我和我们同批进厂的伙伴李永香、栾学时成了好朋友，李永香性格内向，出生于书香门第，我们有着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性格、共同的爱好和共同的语言。我们整日在一起，同来同往，形影不离。我们谈文学，谈理想，他学绘画，学二胡，我学吹箫，看小说诗词。
我们那时就向往着大学的校园生活。他家有大量的书藏，我在他那里借阅了很多。星期天我们也是在一起，主要是逛新华书店，逛古玩旧货商场。
他大哥曾做过中学语文教师，学识渊博，特别是对文学具有很深的造诣。文理科门门精通，平常态度特和蔼，对我们很好，也很低调却一生坚持不娶。
他三哥精研数学，我只记得在那个年代经常停电，他三哥就点着煤油灯趴在桌子上，在有半张桌子大的草稿纸上密密麻麻地演练习题，在那个全国还没有恢复高考，也没有人重视学习的时候，他那种学习的专研精神在社会上是极其少见的，也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永远难忘那个情景，现在回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多少个夏天的夜晚，很多青年人都聚集在他家的院子里，听他大哥讲故事，这些青年人大多数都是文学爱好者，讲的都是一些外国历史方面的著名经典事件。我只记得每次去听故事的人当中有一个叫曹文彪的，当恢复高考后，一举高中浙江大学文学评论专业。
我和永香在厂里，当别人休息时出去说笑玩，而我俩除了生产车间就是更衣室，其他是哪儿也不去。厂里什么活动都不参加，也什么热闹的事也不去看，几乎与外界隔绝了联系。因为那些快乐的事情不属于我们，我们也不感兴趣。永香后来到上海学习造纸，我还在工厂里，他把当时非常紧张的极其有限的工业券省给我买的确良衬衫，我非常感动，至今难以忘怀。我至今还珍藏着我们当时来往的书信，那兄弟般真挚感人的话语，一直是我们友谊的坚实基础。
后来我们由于工作的原因分开了，但他在我的心目中永远是我的好兄弟，为了生活的奔波即使我们后来联系不多，但‘两情若在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这句诗句借用来说明我们的友谊也是很恰当的。
那几年除了上班，也没有多少其他事，这段时间我对诗词产生了一定的兴趣，这些书当时在新华书店是根本买不到的，通过各种途径借到后就拼命地把它抄写下来，连同注释一起抄，就这样抄了有几大本，现在仍保存在家里。
抄写的过程也是学习的过程，有很多是囫囵吞枣，有很多是一知半解，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有不懂的就回去问我父亲。记得有一次我对经常看到的风流倜傥这个词不知其义，晚上问父亲的时候，正好父亲的一个朋友在我家玩，当然也是一个四类分子了，父亲笑着说：“正好你问问这个叔叔，他的水平很高”，我现在已记不清那个叔叔的名字了，他也是很客气地笑着对我父亲说：“你太客气了”，说着他还是拿去看了一下说：“就是一个很有才学，又很潇洒的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样子”。我对他的解释深信不疑，至今一直牢记于心，并从没有想再去查词典论证过。
我和永香在工厂的所谓孤僻行为，一度被人们视为另类，我们也不管别人的态度如何，仍然我行我素，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和周围环境难以融合的表现。
工厂是社会的最底层，车间是工厂的最底层，由于我工作在工厂的最底层，从而感受到很多的冷眼、鄙视，不合理、不公平，所以我在空闲时就总是思考着如何去改变这个环境？工厂的每一件事情正确的做法应该怎么做？从而逐步在无形中积累了一些最原始的企业管理的想法。
我们的车间主任姓周名来仪，男，比我大十岁，他待我非常好，对我很关心，所以我们经常谈论一些工厂的事情。上中班吃晚饭他都叫我拿上饭盒到他家吃，他家就坐在厂里一间破旧的宿舍里。我很少叫他周主任，大多数我都习惯叫他周师傅，这习惯一直延续至今。
周师傅的父亲在江苏涟水从事教育工作，由于家庭的变故他从小不知何故却又跟后妈在泰州生活，情况较为复杂。他从小也没上过几天学，自己却非常喜欢看书，后来一直度过着像孤儿一样的生活，也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顽强地挺过来的。听有的老工人告诉我说周师傅小时候包括年轻的时候都吃了很多苦，却从来不吭声。他曾经从事过一种很苦力的活儿，就是将那大块的石头敲成米粒大小的很有规律的小石子片。
有一天下午，天上突然下起了瓢泼大雨，在那简陋的工棚里，正好有一漏雨的水柱直滴往他的头上和脸上，还有一注漏雨却直滴在他所敲击的石头的凹塘中间，每锤下去都会激起泥水飞溅。他本可以挪个位子，可是他就是不挪，好心的人提醒他，他也不听，他就一直坚持在雨水中埋头拼命地敲打着石子，这是骨子里的一种倔强，这是一种内心怨恨的发泄，他把内心无从倾吐的委屈和愤恨都倾注在这拼命击打的锤头上，这样的心情我是最能理解的。
后来我才得知，周师傅每次开办公会都要推荐我，说我是企业管理的人才，可是很长时间都没有得到领导的重视。周师傅就在车间内部让我当化验员，车间记录员，并协助一些车间管理工作，从而积累了一些最基础的企业管理知识，也少吃了许多苦头。对此，我充满了感激，几十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有好的往来。
二0一0年十二月的一天，接到周师傅的电话，叫我去一下。去后才知道，他得了食道癌，情绪比较低落。他一辈子仅靠有限的工资收入，家属又是农村户口，没有正式的固定工作，后来也没有正式的退休工资，大概是农业社每月给予生活费800元，其余就是周师傅的退休工资，所以经济比较拮据。维持这种病的治疗是需要很多费用的，除了社保局报销的部分，需要自己负担的费用他都难以承受。两个女儿的经济状况也不太好，但还是挤出钱来，一千、一千地送往收费处的窗口里。
一度周师傅要放弃治疗，他不忍心看着孩子们艰苦打工的血汗钱一千、一千地送给医院里，到头来落得个人财两空。可是孩子们怎么也不答应，还是坚持着一千、一千地送里送，以继续维持着他的生命。
他把我叫去是要把他珍藏的一箱子书籍送给我，说他的两个女儿也没有人愿意看。一个大木箱上面堆着有一人高的东西，他妻子一层一层地把它搬开，可见尘封已久。
箱子里基本上都是现代出版的五花八门的书籍，其实我现在也没有什么时间、兴趣和耐心去看这些书，可是眼见周师傅在这种境况下的一片好意，我又怎能拒绝？
当她老伴捧着一摞一摞的书递给我的时候，我看到她特意背着周师傅，眼里噙着泪花，悄悄地满怀伤感地对我说：“平时这些书都是他的宝贝，谁都不让动的，到这时他连书都不要了，唉……”，又是一片泪水淋淋。
这一句句伤心的话语，令人闻之心酸。当我叫了一辆三轮车送回去的时候，一路心里总是沉甸甸的，无语话凄凉。
回家后心里总是不能平静，特别感慨的是，周师傅夫妇二人，作为中国社会最普通的劳动者，一生辛勤劳作，从不偷懒懈怠，几十年简朴如一日，可是老来却积蓄无几，生病后竟无钱治病。就在周师傅所在治病的癌症病房，不到一个月就看到有两个病人因无钱而放弃治疗，回去等死。
这些事就发生在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巨大成就，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而且是发生在全国经济发展最快，经济最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省，就发生在总书记的家乡。
这一幕幕触目尽惊心的无情现实，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社会竟还有许多人都以为这是天方夜谭，然而这一切就是活生生地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的的确确的事实。
试问，这种生活状态与三十年前有什么两样？甚至于与解放前又有什么两样？
当今社会有很多人富得钱不知怎么才能花掉，花不掉的钱就想方设法转到外国去。铺天盖地的各种汽车大街小巷挤得慢慢的，没有办法停。上万元一桌、几十万元一桌的酒宴照样吃得没有味。所有的高档酒店一到晚上就都是满满的，到处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天天都是情人节。又一幅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活画面，阿炳的二泉映月的催人泪下的二胡声又在我们耳边响起。
孩子的学费、长大后的购房款、生病后的医药费，这是压在中国普通老百姓身上沉重的新的三座大山，千千万万的普通劳动人民的家庭就被这三座大山压得喘不过起来。
在这种生活中的老百姓为数众多，绝不在少，可谓是苦不堪言。改革开放的成果与他们无缘，社会的前进与他们无关，他们在原地停滞不前，巨大的贫富反差还使他们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改革向着背离人民利益的方向快步而去……。
我们在各种媒体经常看到要关心‘弱势群体’的说法，姑且不论曾经被誉为创造社会财富的产业工人怎么会变成了所谓的‘弱势群体’？就即使是，那么那些鼓吹的利民之举在落实时却又都是何等的艰难？只是应了一句民间俗语“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来”。
我们有的领导在报告中总是说得那么的动人、感人，可谓说尽了天下最美好的语言，犹如描绘出一幅共产主义一般的美好世界，让人闻之无不动容。然而，现实还是现实，相距却是那么的遥远、遥远，远在天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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