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之一（成份的枷锁）
我出生在一个‘剥削阶级’的家庭，父亲被划定的成分是地主、资本家外加反革命。在那极左思潮猖獗的年代，可以想象那是一种何等悲惨的生活。
所谓地主即父亲在乡下买了不到两百亩地，可他却极少到农村去，甚至连农民都不认识，只是由中间人每年把定额的租金送到城里来，就同现在收房租一样，城上很少有人知道。解放后许多在农村有地的人只要不说，便都没有问题，父亲是个胆小而诚实的人，他都讲出来了，就定了个地主。想今天我们泰州有人在改制中获得国有资产仅土地就近3000亩，不知这又该何以谓之。
所谓资本家就是在泰州彩衣街（现叫坡子街）开了一家小布店，规模比现在的一家烟酒店大不了多少，也是雇人打理，便给定了个资本家。如果用这样的标准看今朝，我们可以说当初的一个资本家被打倒，今天却有千千万万个资本家站起来了，满街都是资本家。
所谓反革命就是父亲听说新四军要来了，就叫人把在乡下的土地给代卖了。解放后审查人员说父亲卖地的时候那里已经解放了，你卖国家的土地便就是倒卖田亩，所以就是反革命。
后来我分析这显然是冤案，因为如果当时那里已被新四军解放的话，那土地肯定是卖不出去的，也是没有人敢在解放后再去买土地的。很简单的道理，在那时也不知是父亲胆小不敢说，也不知是说了也没有人来听你的。就稀里糊涂地定了个反革命。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联想到现在有很多人在改制中变换各种手法把国家的厂房和土地变为私有，全国各地比比皆是，却都变成了现代的资本家。如果还用过去的逻辑去分析这种现象，他们都应该是很正宗的反革命，绝没有丝毫的冤枉。
我虽然出生在地主阶级的家庭，但我却是生在红旗下，可是从我出生后更是度过着比无产阶级还要无产阶级的生活。家中一贫如洗，与那些响当当的无产阶级家庭没有两样，后来比他们还更要进一层。
记得小时候天气特别寒冷，衣裳又穿得特别单，上学时经常被冻得手脚麻木，有时连笔都握不紧。上课时两脚忍不住要在地上不停地动着，奇怪的是老师也从来没有制止过，想必老师还是很人性化的。稚嫩的心脏经常在寒冷中处于颤栗状态，心被冻得紧紧地揪着。每天的早餐就是几片山芋干子，拿在手上正好一路吃到校门结束。
然而，饥饿和寒冷犹可忍受，而那政治上的压迫所带来的痛苦，却比天气更使人感到寒冷百倍。
自从上小学懂事后身上就被压着黑五类子女的沉重的精神枷锁，被人歧视，被小朋友们欺负，整日在精神上笼罩着抹不去的阴影。
我至今仍然非常感谢小学时的一个小朋友，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成分很好，身体很强壮。他家住得离我家不远的地方，我们相处得比较好，他从来没有把我当小地主看待，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我家周围的邻居几乎对我父母都很好，说尊重不敢当，若说友好那是明显的，小朋友的父亲也在其中。在学校有人嘲笑和欺负我的时候，每当他在场他都能勇敢地站出来给予我有力的保护。他遇到什么为难时都是我给他出主意，他言词慢一点，我就帮他说，他就帮我打，也就少受了许多欺负。
童年生活的总体感觉是比较阴暗的，很少有什么快乐，多数的小朋友都不敢跟我玩，我便默默地承受着这一切。
五年小学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唯一的一点就是象棋下得比较好。我所在的城东小学有1000多小学生，也是我们泰州市最大、最好的小学，在50多个小象棋爱好者当中我是下得最好的。经常有老师在上课时间把我叫到办公室，那时叫大礼堂去下棋。
记得在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八点左右，我已在我五叔家和堂哥下棋时，我哥赶到那里说“赶紧回去，你学校的老师来叫你去参加象棋比赛”。
我匆匆回家和老师一起赶到大浦小学赛场（也就是胡 总 书 记读小学的那个学校），当到了我参赛的教室时，只见有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来说“你们是城东小学的吗？”，他并不等回答便接着说“你们因为迟到，作为弃权了”。
当时我们也并不觉得怎么样，我还是透过窗户向教室里望去，只见在黑板上画着城东小学程恩汉——，这对哪一个早已就记不清楚了，但当时的情景还是记忆犹新。
后来常想，如果不是老师的失误延误了时间，如果能参加比赛得个什么奖，也许能鼓励自己把棋下好了。可是人生从来就没有什么如果，不要说这一点点小事，在以后的人生中比这大得多的事都从来没有如果。
恶劣的政治环境在我幼小的心灵上留下很深的阴影，小脑筋经常在想我父亲真的就像刘文彩那个恶霸地主那样坏吗?我常常带着怀疑的目光回家后反复地审视他，可是怎么看也不像。不仅如此，反而越看越觉得父亲是个好人。
他每天很早就起来把划定的巷道打扫得干干净净，每天上班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与人是那么的谦和，我听到有人在没人的时候悄悄地叫他程先生。父亲一手颜正卿的毛笔字写得非常好，端正、苍遒、有力，每当春节来临，邻里纷纷来请他写春联，他总是无不应允，家里再忙他都要去，那个字贴在门上人人看后无不称道。
直到我父亲八十八岁无疾而终，在我的印象里就从来没有人和他闹矛盾、有意见、有过高言过。当然我妈除外，我妈有时在家说他两句，他总是一笑了之，也从没有斗过。他对我们的学习要求很严，只有在我们成绩不好时我才看到他非常着急，露出很凶的样子，甚至很重地打我，除此以外他都是那么的和蔼可亲，我不管怎样都无法将他和当时宣传的恶霸地主刘文彩联系在一起。
父亲的本职工作是在当时泰州首富支公馆当总管，支公馆有良田万亩，工厂、商店、钱庄几十处，分布在泰州、苏州、无锡等地，用现在的体制来说也就是集团公司，父亲也就是个什么CEO，算盘打得行如流水，噼里啪啦有如音乐般地动听。我的祖父和几个叔父都是彻底的无产阶级，父亲只是凭靠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才走到这个岗位。
听父亲说当年支公馆总管一职因故出现空缺，一时间泰州城的党政军要员纷纷举荐人员，老板一看这怎么得了，我因用一人而得罪那么多人，这绝对不行，故老板决定对外一律谢绝，内部培养，这样便一个也不得罪了。
老板通知下去，也就是要每个基层单位推荐一个名额，要求德才兼备到集团公司由老板直接面试、考核。
父亲当时所在下属的一家钱庄学徒已满三年，由于他业务精通，为人忠厚，与钱庄夏掌柜的关系也不错，深得夏掌柜的喜欢，且三年打工存在店里的400元大洋答应奉送给钱庄掌柜的，所以夏掌柜的就将这个名额给了我父亲。
全国各地共推荐有三十多人，经过三个多月的若干轮各种测试和考验，过五关斩六将父亲终于胜出，从此在经济上逐步改善，直至解放时都工作在这个岗位上。这完全是公平竞争的结果，这在后来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都没有这样公平竞争的机会，在我们的社会环境中没有关系是绝对不行的。
当极左思潮猖獗时，全社会都说地主是坏人，我父亲是地主，所以说我父亲也是坏人，可是我看他又不像坏人，究竟是什么缘故，我幼小的头脑里怎么也搞不明白。所以带着这样的疑问我经常问父亲过去的情况，我父亲常说“你这个孩子好玩呢，怎么老是问这些事情”，但他还是一一地说给我听，我总是很专注地听着。有些情况连比我大几岁的我哥都没有我清楚。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些疑问也就都逐渐明朗起来。当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疾风暴雨般地到来的时候我也正好结束了我那混沌而迷茫的小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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