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之十）
我工作啦
那段时间除了打草片，织渔网以外还做了母亲从厂里带回来的竹尺生产的外加工等活儿，就在从事的各种营生活计的交替变更中我已跨越了孩提及少年时代，长成十六、七岁的大小伙儿了。关于前途和未来的考虑已开始在心头萌生，逐渐我已成为了一员街道的待业青年了。
这时除了自己的副业生产的劳动外，还要经常参加居委会的各种所谓集体活动，如每周老爷爷、老太太参加的居民大会和待业青年的专题会议等，听取居民主任传达市政府和街道办的各种会议精神，主要都是一些春季爱国卫生、夏季爱国卫生、秋季爱国卫生、冬季爱国卫生，社会治安联防、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政治思想挂帅，学习毛主席语录等。
另一个主题就是要随时听从居民主任的召唤，经常参加居委会的各项义务劳动。当时居委会的权力很大，所有在家待业找工作的人都要经过居委会的推荐，除此别无他途。所以居委会主任很有权威，所有吩咐无人敢不听从。这些义务劳动包括植树、夜晚巡逻、突击打扫清除卫生死角，甚至连居委会办的副业生产也要我们去从事无偿的劳动。
记得有一次居委会在玉皇宫办的砖窑要出窑，因人手不够就叫我们去帮忙，还美其名曰要看我们的表现。熟悉这项劳动的人都会知道，这在社会上是一项极其艰苦、又脏又重又累的活儿，热气尚未散尽，黑灰飞扬，两手和满脸乌黑，看不出面孔，沉重的砖担挑出高高的砖窑不是一般人都能从事的活儿，正常都是农村的大劳动力壮工才能做的活儿。
那天一直饿着肚子做到晚上八点多钟才拖着疲倦的身躯回到家，到家后那副卖炭翁的狼狈模样把家里人都吓了一跳，又轮到我到了不知说什么好的时候，一时无语闷坐，母亲过来一番劝慰，忙打水洗脸，招呼吃晚饭。如此高强度的劳动，竟无分文报酬，你还只能强忍了，稍有丝毫的不满情绪的流露，不仅是你前面的苦白吃了，你还会承受灾祸降临的恐惧，而这种忍耐我还是有的，这又当归功于三年多的小贩生涯。
那时居委会每周还有一次由派出所地段警主持的所属居委会四类分子训诫会，总共有四、五十个人，父亲也在其中。四类分子要负责包干所有巷弄的清洁卫生，父亲总是天不亮就起来趁没人的时候去打扫，尽量不让人看见，我曾不止一次地在清晨迷蒙的曙光中远远地隐约看着父亲那熟悉的朦胧而弯曲的背影，总是在认真地清扫每一个角落。每当此时便有一股酸涩的感觉涌上心头，父亲当年经历生活的如此巨变，现在回想起来真想不到当时是怎么挨过来的。所以我在后来生活中遇到艰难和坎坷的时候就与父亲当年天堂地狱的巨变相比，心里就会坦然了许多。
身为四类分子每周还要书面汇报思想情况，包括对时事政治的看法等，父亲每次都是认真书写。父亲有个大纸包总是压在枕头下面，里面都是他的思想汇报的底稿，其实很多都是千篇一律。四类分子也有没文化的，一个叫王家福的人解放前也就是个小保长，解放后以做鞋为生，他就经常找父亲帮他写思想汇报，父亲总是无不应允。即使很晚也帮他写好，我看到他每次对父亲都是充满感激，非常敬重。
居委会所在地就在我家前面一排朝南的大七架梁瓦房，东西窗和中门都通在我家天井里，也是解放后我家被‘改造’的房子，也就是作为剥削所得而被政府没收的房子。所以我们在家经常躲在窗口听民警给他们训话，也只有我们能躲在那里听到。
那民警对待四类分子就像对待监狱的犯人一样，所有的四类分子都是一式把头低得很低很低的像整齐的豆芽菜，从来不敢与民警平身直视，令我们惊讶的是其中却只有一个人每次身体总是笔挺的像个木桩，从不作丝毫的弯曲，他身材又很高大魁梧，有一米八几的个头所以更显得非常的醒目和突出。开会点名时其他人都是小心翼翼低声下气地答应着，唯独只有他一人答得极其响亮，百分百的鹤立鸡群！
他就是后来扬州国画院院长许从慎的父亲——许唯一。许老他自己也画一手非常漂亮的山水画，更有一副铿锵傲骨。他的性格也真正是人如其名，在周围环境中确实是突出了他的唯一性。就因为他的特殊个性所以他也经常收到严厉的训斥，他总是沉默不语，偶尔作几个字的简短而响亮有力的回答。他也不犯大错，就是态度傲然不逊，倒也对他没有什么好办法。
他很有骨气，胆子也大，可我父亲正好相反胆子小，表现得非常顺从，可就这两个截然不同性格的人却是一对好朋友。他经常到我家来玩，跟父亲一聊就是好长时间。父亲总是劝他不要这样，这样是要多吃亏的。可是他总是很刚强地说“我就不怕他们，他们能对我怎么样？”随后又悄悄地对我们说；“你们放心，我心里有数”。
有一次居委会的一个小组长在他家发现了一副对联看不懂，联系到他平常的所谓一贯表现就报告派出所，派出所立即派人调查后随即在居委会召开专题批判大会，把许唯一押到台上，主持人大声地问他这是什么意思。他站在台上也不低头，也不弯腰，仍然昂首挺胸，就是不吭声，下面有人领头喊口号‘许唯一，你要老实交代’‘负偶顽抗，死路一条’。那幅对联写的是‘视听言动，戒慎恐惧，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接着主要是批判他是发泄对社会的不满等等，一阵乱七八糟的乱起哄后也就不了而了之。
那时居委会经常有各色各样的外地人来，凭着盖着鲜红公章的介绍信来进行所谓的内查外调，也就是调查相关人员的历史情况和现实表现，这样的事情一般总是由居委会主任亲自去完成的，这叫政治任务非同小可。可是主任却经常在没人的时候叫我去给他值班并授权处理相关事宜。甚至连居委会放大印的钥匙都交给我这个才十六岁的摆小摊的小伙子，我真是受宠若惊，甚感殊荣。居委会的许多奶奶、爷爷辈的人们都在夸程家二儿子很稳重，很懂事，这个孩子不错。还说：“你看他接待来人就像个大人一样，哪里像个孩子！”我分析主任的信任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父亲的为人，二是我每次都圆满完成主任交给的各项任务，当然也有一点地理的原因，我家等于就和居委会在一个院子里，我是一喊就到。
就这样一年多又过去了，一九七0年社会上继文化大革命后陆续开始对青年人大批安排工作，我们居委会有二十多个待业青年，第一批安排了竟然没有我，到下半年听说又要分配了，人们都在千方百计地打听消息，疏通关系，我只能耐心而焦灼地等待着。终于面试的名单下来后，可仍然还是没有我，我的心冰凉冰凉的，如坠万丈深渊。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这个被如此信任，表现非常积极的人就不被安排呢?我真的想不明白，有一次我终于鼓足勇气在没有他人的时候问主任，主任只好悄悄地对我说：“我知道你有想法，但是我也没有办法，上面有明确的指令，要让成份好的先安排，你耐心地等着，我们一定替你想办法，只要一旦可能我们第一个就安排你，你放心”。这让我无语了，这在当时是一道无法逾越的障碍，我的心再次下沉，前途的无望致使整日被失落和悲伤的情绪笼罩着。
后来按照街道办事处的通知，要求所有待业青年都要报名参加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我一气之下真想远离这块令我窒息的土地，到那个遥远遥远的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所以我就第一个写决心书送到办事处报名去新疆，我已做好随时待发的一切准备，可是名单下来后竟然又意外地没被批准，后来得知这次并不是因为成份不好的缘故，而是出于党的政策的关怀和温暖，一个家庭身边必须要留一个子女，我是因我哥和姐都插队的原因，只剩下我一个照顾留在父母身边。冥冥之中皇天有眼，佑我逃过一劫。
我继续在家从事着艰苦而无聊的副业生产，一面等待着机会的降临，同时继续一如既往地为居委会提供各项义务劳动和无偿服务。这时我从羡慕人家去上学，变成了羡慕人家去上班。那时如能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那是一件无比光荣和自豪的事情。那时全社会的价值取向也都是一样的。
一九七一年上半年又一批青年被安排了，这次是安排到街道社办工业，依然无我，这已成为既失望又是意料之中的事了。相隔没几天居民主任非常神秘地对我说：“小程，这次是我把你刻意留下来的，街道办事处这次是先收罗一批人到自己办的街道工业去，下面就是市属企业招工，我特意留你安排到市属企业去，”。当时我也不知是真是假，也不知是不是出于安慰我的缘故，反正我也无力改变这一切，只好还要连声道谢。
十月金秋的一天午后，金色的阳光洒满了庭院，我正在闷闷地劳作着，居委会主任匆匆到我家叫我赶紧到居委会去，说是轻工局的领导来面试，我激动得立即放下手里的活赶紧来到居委会办公室，一位干部模样的男同志已经坐在那里等着我，非常和蔼地简单地问了我几句就算结束了谈话，回去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夜无眠。
时约半个多月后的一天，终于接到通知到某某大会堂接受分配。届时提前到达，会场黑压压的几百个激动的人们在听候命运的安排。当主持人宣读名单后，随即便由用人单位将人带到该厂。我被分配到泰州市建筑材料厂，同批分配到该厂的一共十三人，从此我结束了漂泊的生涯，加入了工人阶级的行列，成为了光荣的工人阶级的一员。
当时每一个走上工作岗位的人们，全都无不感到极其的光荣和自豪，就像现在考上公务员一样的感觉。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说过工人阶级是领导阶级，所以每一个人都以能当上一名工人而欢欣鼓舞，绝不像现在把工人看做打工仔那样，代表着贫穷、无能、低贱和被人歧视的一群弱势群体。这是两种政治制度的根本区别，这也是社会极其不和谐的方面之一，长此以往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为国家计不得不令人堪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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