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留痕（之八）
（母亲回来了）
就在这披星戴月，起三更，挨酷暑，忍煎熬当中将近一年也就拖过去了。
一天晚上回到家，父亲立即放下手里的活，无比高兴地告诉我说“上海来了电报，你妈病好了，没几天你妈就要回来了”，
这真是喜从天降，我太高兴了，急急地问父亲“这是不是真的？”
父亲急忙把电报拿给我看，当确认是真的后我那股高兴的劲儿真是没法形容，我催着父亲赶紧问清楚究竟准确的是哪一天到家，父亲连连说“我来问，我来问”。
次日，我和父亲抽时间吧家里收拾得整整齐齐，打扫得干干净净，欢天喜地地准备迎接母亲的痊愈归来。
这一天我给自己放了一天假，没有出摊以迎接母亲的归来。母亲终于回来了，当母亲在哥姐的陪同下提着大包、小包走进院落的时候，我们仿佛感到灿烂的阳光又从我家门前升起，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这充满苦难的一家人一时洋溢着少有的欢乐。
我每逢这样的场合都不像其他人表现得那么的特别热情，但我深知在我的内心里一定是比他们任何人都更真切、更激动。
就同我第一次去轮船码头接插队回城的哥那样，我每次都比别的人去得早，当船靠岸后，那些在岸上等候的人蜂拥而上，大呼小叫，非常热情。我总是默默而快速地钻过人群，赶到哥身边，也不像其他人那样的热乎，而是表情平静如常，却抢着扛起那带回的沉重的米袋就走，当时还要过跳板，还是有点难度的。以后我曾听我哥说过，“人家去接的人都很热情，他去接怎么不像人家那样”，这也是我性格的一个方面。
当母亲走进院落的时候，我却静静地站在一旁，心里却不像先前那样的急切，反而突然平静下来，只是全神贯注地注视着母亲。母亲好像没有怎么瘦，脸上仍然带着熟悉而亲切的笑容。只是形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的长发变成了一习齐鬓短发，以前劳动的粗衣服饰变成外套一件黑细绒对襟背心，有点像江姐的服饰风格。我正在注视着的时候母亲却已走过来把我拉到身边轻轻地对我说“这段时间让你吃苦了”。
这看似很平常的话语我当时却感到这是人间最最深厚的关切，最最深切的理解，我感到了一种久违的温暖，只感到一股暖流流遍了全身，一年来的多少苦水、多少委屈全都一股脑儿化作了泪水溢满了眼眶。我当时没有任何语言，我纵然心中有万语千言我也表达不出，我只是任凭泪水静静地顺着两颊滑下，一切都在不言中。经过漫长寒冬过来的人哪怕一丝温暖都会使之感到无比的感动。虽然四十多年过去了，当我现在提笔写到这里的时候仍然不止一次地泪水夺眶而出。
母亲的癌症属于早期检查发现的，我叔父定居上海，为母亲联系了最好的医院，据说采用了当时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做到边切片边化验，手术不结束，视化验结果立即可再切除。痛苦总是免不了的，母亲终于顽强地挺过来了。母亲在治疗期间还结交了一个病友为好友，是静安区的一位赵老师，关系很密切，多年后都一直保持书信往来。
上海医院的医生也非常负责，母亲自出院回家后的五六年内医院一直来信询问病情，跟踪了解，所幸母亲以后再这方面的病一直没有复发。
母亲在上海出院后临回家到上海城隍庙游玩拍了好多照片，也是那位病友赵老师给拍的。从那些照片上我看到了一个我从未见过的母亲，那风度和气质简直让我不敢相信。以前母亲在我的印象里总是穿的最简朴的衣服，从事的是社会最底层的最艰苦的最不体面的劳动，就是一名真正的劳苦大众的一员。可是照片上的母亲发型改了，服饰也变了，好像连神态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就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一样。
多年后我才明白那是母亲复原了以前的状态，解放后作为四类分子的家属是万万不可能再保持过去的生活方式的。另外由于艰苦劳动的需要也不可能再有那样的穿戴，这样的变化说明了社会环境在改变着人，人也不可避免地接受着环境的改变。人虽然不能抗拒环境对我们的约束，但人在内心本质的东西她还会在时机成熟的时候顽强地流露出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