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五娘
前几天，家里打电话来说，五娘的肩膀毛病又犯了，疼痛得厉害，叫送到县城检查一下。
在家里，我排行老二，哥哥大我三岁零八个月，当我出世时就能听见哥哥叫五爷、五娘了。听算命先生说哥哥的八字大，按农村习俗，不能叫称父亲为爸爸，再加上父亲排行老五，于是就改叫五爷了。五爷念过几学书，听说学习很好，要不是条件所逼，他肯定是保送对象。五娘是同一生产队的，小时候很贪玩，但由于学校就办在自己家里，耳濡目染下，也识得几个字。后来因为玩得太凶，也就没有玩出什么名堂，只能在面朝黄土背朝天不停劳作。
从记事时起，从来没有被五娘打骂过，倒是五爷对我和哥哥很凶，经常都被罚跪在爷爷的门槛前，叫相互认错。在爷爷叫我们起来后，五娘总会烧一些我们爱吃的洋芋、包谷这类东西来哄我们，还讲一些“要乖、要听话”之类的话，我和哥哥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集体那时，靠公分吃饭，五娘的力气很大，一人可以背140来斤东西，一般男子汉还背不过她。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我家分了近6亩地，一年下来，除去支出还略有积余，后来我和哥哥相继入学，家里有点入不敷出，于是就租了些地一起耕种。我和哥哥进初中后，也可以帮助家里干点农活，每到烘烤烟、挖洋芋、瓣包谷等农忙时季，我觉得五爷非常“偏袒”五娘，总叫我和哥哥多背点。这时，五娘总会说：“他们两个还小，正是长身体的时候，腰杆不经压”。
由于农村经济条件差，哥哥没有和我一起到县城念高中，初中毕业后，在贵阳一所中专学校就读。我和哥哥一起离家在外念书，规定我的生活费每月120块钱，哥哥是180块，后来“市场经济”的作用下，我和哥哥的境况发生良性变化，我的“工资”调到150元，哥哥的调到200元。
2000年9月，是五娘最高兴的一月，因为我取得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本来五娘说想借送我入学的机会，也进大城市看一下外面的世界，哪知她晕车晕得厉害，天生进不得城。临行前，五娘拿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用力剥开，将书学费放在我的手里，千叮咛万嘱咐：“要好好学习，要听老师的话，要团结同学，不要饿坏了身体。”
记得进校那年，是哥哥找工作最忙的时候，他时不时地问我要钱，我没钱了就往家里要。后来哥哥找了份工作，五爷叫哥哥从他的工资里给我点生活费，五娘却说，“以前两个用钱都挨过来了，现在支持一个没得问题”。每次放假回家，看到五娘日渐消瘦，心里很难过。工作后，我和哥哥都开始往家里寄钱，让五娘买点她喜欢吃的，可是五娘说，她什么也不想吃，要存钱给我们两个娶媳妇。
最近回到家中，看到五娘更消瘦了，脸上布满了清晰可见的“线条”，当初令我羡慕黑发也被不知从哪里来的白发所替代，双手捧着装了半撮箕煤的桶，显得有些吃力，当我接过煤桶，五娘捶了捶后背，连声说道：“年纪大了，身体不如经前了，就是病多”。我的眼里湿润了，哽咽地道：“五娘，我们去医院检查一下吧！” 县城医院的医生说，五娘的病是年轻时背挑过度，看着处方，我眼前一片模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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