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年头，寒假前几天，还没到春节，一场大雪，大人们说这是好多年未见的一场特大雪，将满山遍野都裹上了银色。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有水，哪里有田地，哪里有沟坎。许多老年人也在说，这场雪太蹊跷，见得不多。那天大约是下午一点多钟吧，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突然一阵阵彻骨的寒风袭来，形容寒风彻骨，真的是不夸张，那风有点怪，就象一下子把人推到了冰窖里面，有点让我害怕。不大一会，象黄豆大小的冰粒，也不是冰雹，象是有人从天上往下倒似的，一下子将路面给铺满了。我们上学的路，不叫路，是沿着田埂曲曲弯弯进行的，弯过几道弯后，再经过一条山路，到达那个曾经在三年前架过机枪响过枪声的大队部平房里，那里就是我们的学校。我们几个小同学刚刚到达学校门，身后的路已经不知去向了，连山顶的一条碎石路也不知道去到了哪里，满眼所见，全都是白茫茫一片。就这么一小会，准确地说也就十多分钟，所有的能见到路的地方全都没了。下午三节课上完，同学们全都哭了，怎么办啊？真羡慕现在的孩子，上学都有人接送，可我们上学，如果有大人跟着，那才叫稀奇古怪的事。有一天一个同学拉肚子，是大人牵着手送到学校的，后来被同学们笑话了几天。大雪还在下，风刮的更猛了，简直是在啸，风声中夹着凄厉。可就在这时候，我们的校长，也就是那个陶宏元老师，一个年近半百的中年汉子，向同学们发出了吼叫：“哭什么哭？哭就能把雪哭住不下么？是好样的，都给我冲！”呵呵，这一招可真灵。呼啦....刚才还在哭叫着的同学们，一下子全都跑进了风雪中。路上已经没有行人了，只有我们刚放学的这群小学生在跑。跑着，跑着，呵呵，扑通，扑通，前面的跑到了水田里，爬起来，已经成了完全的泥巴狗子了。我跑在稍后一点，看到前面掉进了田里，想迂回一下，不料，一只脚却踏进了路边的茅缸里，咕咚一声，哈哈，还是茅缸里暖和。
那雪，下了三天三夜，我们没法上学去了。在家又干什么呢？家里没东西可以下咽了，几个小伙伴一合计，走，去掏兔子。下大雪的天气，是很容易掏到兔子的。什么叫掏兔子，就是在认为有兔子藏身的地方，伸手进去摸，保准能逮到，兔子就是跑，雪太大，也跑不了多远，大人们就是这样掏兔子的。我们一行五个小家伙，好象天不怕地不怕似的，也想学大人们的手艺。一人找来一根棍子，一是探路，二是找兔子窝。沿着大人们刚踩出的路，来到黄土坡的岗岭地里，一看，个个傻了。这么一片白茫茫的平地，到哪里去找兔子呀？管它呢，走走看。瞅着没人走过的白原，刚一迈步，咕咚，我们其中一个一下子就滚下了高高的坡坎，兔子没掏到，小人儿却成了大兔子了。大家手忙脚乱，总算把同伙救了出来。回家吧，一个个象泄了气的皮球。从此，再也没人敢提去掏兔子的事了。
转眼到了夏天，大概是六月底，一场特大洪水，将我们和外界彻底隔断了。
这一年，在我的记忆中，有四个特别。年头的气温特别低，预报到了零下17度；雪特别大，平地足有两尺深；夏天的水特别大，我们出去到离村子十多里的阳逻，只能靠船当交通工具；而在稍后的八月，气温高达预报为43度。而当年还有一种怪病流行，后来说是什么钩端螺旋体。唉，多灾多难的1969年。而这一年的天气，并不是我记忆中的焦点。让我难以忘怀的是，我人生在文革中的政治上的初遇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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