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开始了，又一场人生的灾难也降临到了我的头上。
我的家族，旧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的确也是一方有名的大户。祖父，三十年代初期的郧阳山区县太爷，儒生为官，还算清正，仅在作家湾建有青砖布瓦雕梁画栋的天井式带厢房的连接院房一座，也不知是遭遇土匪还是红色革命，四十多岁即遇冷枪而客死他乡，没有留下任何的身外之物。祖母，是反映在《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或第四卷）上面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后来又做过台湾行政院长的朱怀冰的亲堂妹。伯父15岁时，也是我的父亲出生的那一年，与祖母吵架后离家出走，通过亲戚介绍进入了黄埔军校——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学府，后又在国民党保定炮校学习，当过国民党军队的团级军官，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后被政府作为投诚军人安排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工作。
可想而知，这样一个背景下生长的我，在文革中会是什么样的待遇。1968年，也就是在我上小学三年级也正是复课闹革命的时节，伯父作为右派分子被遣送回到了他离家三十八年的作家湾，接受劳动改造，从此，在祖孙二人的生活里又多了一个时时会有厄运降临的中间一代，而这中间一代的伯父，却是与祖母生就水火不容的更加倔强的人。从此，我的人生出现了又一次重大逆转。
伯父，人称为牛，不是那种温顺的黄牛，而是人见人怕的有锋利猗角的牯牛。一米八几的个头，走路的步子从来不会迈小步，最小的步伐间距也在一米左右。总爱穿一双厚重的反毛皮靴，老远就会听到咚咚的脚步声。我一听到这脚步声就心里直发毛，湾里小孩只要有哭声的，大人一句牛来了，马上就会停止哭声，百试不爽。对于大伯，我没有恨，只有一种无奈的遗憾。与大伯在一起，我学到了许多的人生经验，也学到了许多书本上难以找到的生活和科学知识，他也给了我学业和性格上的熏陶。伯父对我极为严厉，军人出身的性格，五大三粗的体魄，声如洪钟的嗓门，沉稳干练的步履，幽默风趣的谈吐，说一不二的作风，使我对大伯既有一种天生的畏惧，又有一种由衷的敬佩。只可惜，他没有看到国家形势的巨大变化，于78年在他65岁时含恨去世。他没有看到自己的平反和恢复名誉，也没有看到我的翻身喜悦。（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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