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两三年没见父亲的面了。去年搬了楼房, 他就想来看看我的新居,但在农村有讲究，害怕他这个年龄有什么不测,都不希望他出远门，就是今年把他从千里之外接到我所在的甘肃河西走廊,也是冒了很大风险的，毕竟他今年已85岁高龄了。
父亲的确老了，他的背又驼了许多，眼睛和耳朵也不大好使了，饱经风霜的脸上挂着雪白的胡须，满头找不着一根黑发，连眉毛都白得发亮。但他精神矍铄，头脑清晰,从他的身上仍能找到过去的刚毅和顽强。他有如此高寿，身体没什么大碍，让我们和熟悉他的人都没想到。
父亲生长在陕南山区的镇巴县田坝乡，从没上过学，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但他从1955年就担任大队支部书记记一直到1982年因病才卸任。他完全是凭着自己的勤劳和热诚，靠无私和耿直赢得了村民的尊敬和信任。
在我还没出生时，我们就是一大家人了，上有年老的祖母，下有和两位哥嫂和4个姐姐，上有老，下有小，子女多，拖累大。父亲的经历，和他们那个时代的其它的人一样，透露出异样的艰辛。在吃了上顿没下顿，穿的衣服补丁摞补丁的情况下，父亲仍坚持供两位兄长上完了初中、中学。再大些的时候，又开始为他们成家立业犯愁，好在我们这些子女没让他们失望，大哥、二哥很早就成了国家干部。这让世代种地的父母常常引以为豪，但同时家里又少了劳力和帮手，让家里面临很多困难。
在母亲看来，我的父亲实在不能算是一个称职的丈夫和父亲。因为，在大部分的时间里，父亲总是为了生产队的事忙碌，长年奔波在外，这在靠工分挣口粮的时期，我们属于人多劳少的家庭，不仅分不上足够的粮食，连年终分红也要倒扣。尤其，一年忙到头的大队干部，误工补贴只能折成很少的一点粮食，还得自己去各生产队要。最不能让母亲理解的是，每年都是自己家已经揭不开锅了，父亲才被三翻五次的催出门，但经常是空袋子出去转一天，原空袋子回来。父亲是大队干部，那年月，生产队谁家都缺粮，父亲哪能不顾别人的困难。往往为这事，父母之间的吵架总是难免的，而作为儿子的我，不知谁对谁错，更多的是感到母亲的艰辛和无奈。
其实父亲是个勤劳的人，就是现在如此高龄，他也从没间断地在劳作。他一辈子都是起早贪黑，早出晚归,没见他睡过一次懒觉。他不善表白，没有豪言壮语，任何时候都把集体的事看得比自家的事重要。父亲对家人，即便是有天大的困难和压力，也宁愿一个人承受。他生病不到万不得矣不吃药，不找医生，就是再痛苦他也会强忍的悄无声息，每到夜晚我经常会被他在睡梦中不自觉的呻吟吵醒。他对我们兄弟姐妹不苟言笑，只偶然在一个雨天我见他边编草鞋边悠闲地哼过一次小曲。现在我回忆，也许是迫于生活的压力，但父亲的更多的行为并非他的刻意做作，而是源于他的性格。
打我记事起，父亲就留有长长的胡须。儿时，他在我眼里是个严肃和陌生的人，几乎没有与父亲亲密接触的记忆，甚至姐姐们经常用“父亲回来了”的话来吓唬我。其实父亲生平只对我发过一次火,那是我上小学一年级时，声称肚子疼，实则是想逃学，父亲一气之下，从前门把我赶出来，我从后门原进了卧室。在我很小的时候他带我走一天的山路，去大哥、二哥工作的地方玩，延路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介绍所经过地名和他所知道的住户人家。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和父亲的语言勾通极少，时常是以他的注视作为媒介的。父亲的眼神总是如此的特别且有力，象某种警示一样，用目光促我走向正确的方向。还是在我上小学的时候，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平生第一次看到在家里不苟言笑的父亲在几百人的社员大会的讲话，如此激情和高亢宏亮的声音，在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父亲真是光彩照人，父亲成为了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崇拜的偶像。
父亲是一个实足的庄稼汉，他中等的身材，算不上魁梧，但他在我幼时的心里,是高大威严的。他力气很好，年轻时爱争强好胜,对吃力下苦的事从没怕过，他是农村犁田打耙的高手, 干活从不会偷奸耍滑,当别人做的活他看不上时,就会亲力亲为, 这样往往就比别干得多，人家歇气了他还在干，社员都收工了他总是最后一个离开。有一年,他的事迹还上过《陕西日报》。农业学大寨时,他带领全队大搞农田基本建设,一度时间成了公社的典型,并被评为县上的劳模, 他第一次走出山外到山西大寨参观,在别人看来，那是再荣耀不过的事了,但我们很少听他谈论，他做事从不张扬。
父亲是一名正直忠厚的共产党员。作为一村之长,他原则性很强, 一身正气，从不多吃多占，从没克扣过村民；他办事公道正派,不分亲,一视同仁，因此父亲在乡里威信很高。在近三十年的工作中，对社员群众他从未结下任何怨恨，作为家人和四亲六戚，从未享受过他的特殊和关照，相反他的态度更为刻薄和严厉，以致让个别族人都难以接受。文革期间，一度时间全国上下掀起了“斗当权派”的高潮，父亲作为一个最基层的村官也未幸免，那年祖母已经病逝在家，父亲还在大队站在高板登上挨批斗，但他自始至终对党没有半句怨言。从父亲身上我看到了共产党员那种立场坚定，无私奉献的精神。
父亲虽然没有文化，但他受党的教育很深，多年的农村社队工作，父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是多届公社党委委员。但由于长期的奔波劳累，父亲落下了一身的伤劳病，加之年事已高，大哥几次劝他把担子交给生产大队的年轻人，父亲却说：“我是个老共产党员，哪能丢下生产队的事不管！”，是啊，父亲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81年秋，父亲正在大队开会，讲话时突然得了中风，一只胳膊和一条腿失去了知觉，一时让仍然壮心不矣的父亲难以接受，再三追问医生能否恢复正常。那一年他终于离开了他认为神圣的岗位。所幸的是他的身体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有时我真对父亲的那种大公无私的精神和热情敬佩不已。
父亲的嗜好,就是抽烟喝酒。他抽的是叶子烟,年轻时出门随身带的是短烟杆,回到家用长烟杆。长烟杆指头粗细,一米多长。上年纪的时候,出门带长的,既可以抽烟又可以杵路，不离其身。他的烟瘾很重，身上凡是有兜的地方，全装的是烟。父亲爱喝酒,酒量也好,很多年轻人都不是他的对手,这得益于他小时帮家里酿过酒,打那时起,父亲就开始喝酒，但一辈子没人见他喝醉过，也就是从没见他喝吐或因喝醉耍酒风、误事的现象。他喝酒有个特点，没人赔从不独饮，到现在也是这样，亲戚朋友送给他的酒，家里人有意放在他的床头，让他自己喝点养身酒，但他从来不动，为这事我们劝过他好多次，但他始终不改。更遭的是，他喝酒不吃饭，可以连续四五天只要有下酒菜，就不沾主食，别人劝他说这样对胃不好，但他就这个习惯，改不了。
父亲还有一个嗜好很特别，那就是爱树.房前屋后的零星树木他从来不让人乱砍，母亲嫌杂树荒地，会不自觉地砍一些树桠，往往为此也会吵架。每到冬季，母亲让父亲去砍柴，就跟让他去生产队要误工粮一样难，老家用于烧柴的桦粟树（橡子木）长得较慢，自留山那片林子是他一手务起来的，看着碗口粗细的树木，父亲左转右摸，端详一遍又一遍，就是下不了手，为此，每年他都要提前将别人不能上手的荆棘用竹篾扎成近一米见方的大捆，让力气小的人望而生畏，待风干后也是很好的柴火。按照现在退耕还林政策，父亲的意识很超前。一直以来，方园很少的山林，要么被砍了烧柴，要么卖了钱，唯一我们家的这片树林和一园竹子显得尤为整齐，远远看去格外乍眼，似乎成为一个标志。一度时间,黑木耳值钱,桦粟树是点种木耳的最好木本,有人通过各种关系，甚至作通了母亲的工作，出大价钱要买,但父亲说啥也不行，坚决不同意。直到现在，树越来越大了，父亲也越来越老了，他一生清贫，没有什么财产，只有那片树木是他一辈子给我们挣下的唯一家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