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地下党员的坎坷人生
据李氏家谱（康熙23年残本）记载：梁平县云龙荫平一带居住的李姓大家族，系陇西堂李氏后裔，远祖李渊。唐太宗李世民和长孙皇后的嫡孙李晟，被唐玄宗封为江西西平王。乃李氏祖先。李晟世居江西袁洲府，其后南宋季八公始住江西南昌抱字口。后作为当朝提领官进住湖北麻城孝感。元代李氏祖宗李义甫曾任池洲节度史，受旨领兵入川，驻节成都。为李氏入川始祖。其后代李宜二郎迁重庆府朝天门。明洪武十四年（1382年）二郎子李元可入籍丰都。明末清初，李元可孙李明善续谱，列出派语以明字辈序长幼。曰：汝名时闻，可仲彦仕，为善承宗，大光万世。清康熙年间李氏后代李时杰李时鹏李时旺三堂兄弟迁梁山（梁平）县，创建荫平乡瓦子坪花院子李氏宗祠。李氏子孙在此周围地区繁衍生息历时360年，十八代了。民国初年李氏先贤李映轩任族长时再续派语：金堂衍圣,江佑开先，诗书继首，代启英贤。至今在梁平县荫平乡，云龙镇一带李氏后代有4000多人。他们都认为是大唐李世民的子孙。
以上是李姓家族去年修谱时家谱上作的记载。其中真伪还有待后人进一步考证，笔者也没有自称有皇家血统的意思。今天要讲的是李氏家族近代出来一个人物，他是被岁月烟没了的老一辈革命家，一个历经坎坷的老地下党员--李光普先生。
我们通过时光的隧道回到清朝道光年间，在川东梁山县荫平乡一个叫毛狗洞老院子的地方，李氏家族分支传到了李承本这一代。他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他有个儿子叫李宗鼎，李宗鼎有两个儿子叫李大山李大亮，李大山是个老实巴交的佃农，每天带着儿女过着日入而息日出而作的生活，劳禄终生没摆脱贫困。他就是我的曾祖父。李大亮则是个精明强干的人，是一个有商品意识的人，他通过和湖北李姓同宗的关系，往返川湖两地，在商海中遨游。赚了不少钱买了地方。成了当地的大富人家，大地主。到了民国初年，他和另一李姓大地主出钱修建了金镛寨，我祖父是负责修建的施工负责人。李大亮实际是金镛寨的寨主之一。
李大亮有四个儿子，老大老二老四都留在身边，和他一起经管家族的产业，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影响，他把天资聪明的三儿子光普送到了学校，一心只盼望他能出人头地，为家族支撑门面。谁知这个地主三少爷却成了专门革地主阶级命的叛逆。那是1926年，光普从梁山县中学毕业后考入了北平国立艺术学院就读。他象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青年一样，忧国忧民，接受了马列主义的熏陶，怀着追求光明，改造旧中国的理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7年，为响应北伐战争他受党的指派担任了北平西区南沟一带暴动队长。因事机泄密被军阀逮捕。因未暴露身份，叛徒不认识他，被党组
1928年，李光普来到上海艺术大学读书，参加了上海法南区地下党工作。组织参与了法租界电车工人大罢工，又再次被捕入狱，后取保获释。此后他和闻名中外的中共老革命家潘汉年相识，协助潘筹建华南大学，并兼作中共沪西区的地下党工作。同年5月，他在戈登路发动罢工演讲时再次被捕，释放后又到吴淞区组织和发动郊区农民秋收斗争。1929年八一前夕他率宣传组到上海火车站，揭露日本田中的侵华阴谋 当晚再次被捕，被判刑两年半。1932年刑满出狱。这就是我的三老老（堂叔祖）李光普这三次坐牢的经历。
文革期间，我曾到重庆小什字筷子街那一间10多平方的陋室中见到了我从小崇敬的这位长辈，由于受解放后历次政治运动的打击，他显得是那样缄默，但从他在我追问下流露出来的话里，我知道原来他在上海时共事的一些闻名近代的共产党人有李维汉，杨芝华（瞿秋白夫人），杨尚昆等。在谈到当年在上海飞行集会，和在狱中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经历和经受了严刑拷打，灌辣椒水，也坚不吐实的往事，他是那样平静，娓娓道来，好象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十年代的上海，白色恐怖的笼罩下，许多共产党人都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特别是顾顺章被捕叛变后，连周恩来都险遭被捕。所幸这期间李光普在1932年出狱后不久就离上海到北平从事地下党活动，参加了北平地下党领导的互济会，宣传抗日救国。祥情因无资料可寻，不敢妄加推测。只知道他不久就回到了四川，公开身分是教师，先后在内江师范，大竹县女中，江津县女中工作，同时从事地下党活动。1938年他奉地下党指示，回到了故乡梁山县，任梁山中学教师。开展了一系列抗日救国活动。不久担任了中共地下党梁山特支委员和县委书记。他利用担任抗日戏剧团长的身份组织开展抗日读书会，为抗日救亡干部训练班讲课。为《梁山复兴时报》》组稿，宣传抗日救国。
在梁山工作期间和他一起的地下党员还有赵章明，李秋声（女）等人，赵李也是梁山县人，解放后都因党籍未恢复历经磨难，（赵的二女儿后来成了我的嫂子。）在这期间我父当时也在梁平空军机场当报务员，并参加了地下党，不过他们是不是一条线的不得而知。在梁山期间，李光普还接待过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的的工作检查（罗就是后来牺牲在渣滓洞的革命烈士）。他还有空就回老家小住，就住在金镛寨上，他头戴博士帽，手拿文明棍，一派绅士派头。至今老家的老人还记得他那神气样，当然他们并不知道他当时的地下党身份。更不会知道他在上海北京的那些惊天动地的经历。那时乡下治安不好，土匪抢人的事时有发生，有钱人家里都有枪支。一天，山寨下朱家湾有人喊“土匪抢人了！”
李光普提起手枪就跑下山去，面对众多土匪，他面不改色，举枪就打，一土匪当时被击中，其余全部仓惶逃走。那时我的祖父祖母都住在寨上。我祖母姓康，为人善良，但脾气不好，我伯母有时事没做好要被她骂。李光普就和祖母开玩笑说：“康二嫂，二天给你找一个恶媳妇来管管你！”祖母说：“你敢！”拿起扫帚向他打去。光普敢紧躲开，哈哈大笑起来。李秋声有时也来寨上玩，光普的大女儿小曼那时才十来岁，她活泼而又有点调皮，趁李秋声和大人摆龙门阵之机在她背后衣领上塞了几张长纸条，等李秋声起来在寨上转悠时她背上那纸条飘飘起舞，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去年80岁的小曼姑姑回忆起童年趣事还忍俊不噤。这些说明李秋声和光普家，和我家那时关系甚密切。几十年后在文革期间她还和我讲：“你奶奶当时很漂亮呢!
李秋声是梁山县福禄区人，在三十年代她也是个进步知识妇女，性格豪爽，谈吐颇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慨，她和金镛村的李姓不是同一宗族的人，但她和李光普及我父亲都很熟，彼此常相往来，这与他们有共 信仰有关，她和李光普原来都在江津县工作过，据她讲当年曹荻秋（文革前的上海市长）和她都是一个地下党组织的。解放后她的组织关系未恢复，在梁平县福禄小学教了一辈子书。文革期间，江青一句话：“川东地下党没一个好人。”她被送进了学习班检查交代。那时流行一句伟人名言：“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她也心地坦荡，无所畏惧，因为她自己认为没甚么历史问题，解放前后都教书，很早就参加革命。组织关系搞丢不是她的错。在牛棚里，因她独身一人，经济较宽裕，许多学员都得到她的接济。表现了一个老革命的风范。我小时候，她常在我家进出，我们叫她孃孃。文革期间我曾应她邀请，到她任教的小学作客。见她的寝室里收藏了很多三十年代的进步书籍。有邹韬奋主编的杂志等。文革期间她曾到重庆筷子街李光普家看望当年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叙旧，此次恐怕是她们最后一次相见。因为他们都在文革结束不久相继去世。
1941年由于李光普在梁山县的抗日进步宣传活动引起了当地国民党的怀疑，身份有暴露之虞，地下党立刻将他调往巴县重庆等地任教，先后担任省立高级商校教导，训育主任。在此期间他和地下党人大律师鄢悟秋过从甚密，鄢也是梁山荫平乡人，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律专业，大革命时期也参加了共产党，是中共早期党员之一，抗战时期，在重庆道门口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为公开职业，掩护地下党活动。他的妻子是重庆歌乐山难童保育院的保育主任。他有个外甥女此时就住在他家里，刚从重庆宽仁医院护士学校毕业。李光普的堂兄之子此时也在重庆工作。于是两个老乡，又是老朋友就作主，为这对年轻人从牵线搭桥到当主婚人，成就了这对美好姻缘，这对年轻人就是笔者的双亲。那时抗战陪都，人民生活都很艰苦，我父亲家是个栽田户，也讲不起排场，但还是在重庆会仙楼摆了两桌酒席，宴请了主要亲友，完成了他们的终身大事。文革时期那座小酒楼还在，每每路过，总要回首张望一阵，因为某种意义上讲那里是我和兄妹的生命的起源地。文革后，会仙楼已迁往原址对面，修成了高楼大厦，耸立在重庆解放碑闹市巍巍壮观。
光普终于实现了他对我奶奶的诺言，帮她找了一个二媳妇，这就是我的母亲，但她不是恶媳妇，却是个敢作敢为的大家闺秀知识妇女。在这之前，李光普因前妻去世而续娶了巴县桃家场的刘家女子，这就是和他患难与共，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我的堂三奶。说起三奶，她也不是一个一般乡下女子，而是出身大户人家，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的知识份子，听说年轻时长得眉清目秀美貌出众，是当年北师大的校花。文革期间，我第一次到重庆筷子街他们家去看望两位老人时，三奶是那样热情，她那时虽是五十几岁的老人了，但她那端庄的面容，慈眉大眼，给人一种亲切的好感，崇敬之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三老老是怎样追上北师大校花三奶的我不得而知。只知道她们是一对真正的患难伴侣。
抗战时期，日寇飞机对重庆狂轰烂炸，妄图摧毁大后方人民的抗战意志，中国的空军为保卫陪都，与敌人进行了殊死空战，还有美苏等盟国的志愿队飞行员也为中国抗战贡献了他们的鲜血和生命。重庆市民经历了敌机轰炸的苦难。敌机一来就钻进防空洞，成千上万的人挤在狭窄的防空洞中。李光普却不爱钻防空洞。每次敌机一来，别人钻洞，他却上山。爬到山头上找个稍安全的地方，观看中日空军交战，对战况之惨烈，惊心动魄的空战场面惊叹不已。二十几年后他和我这晚辈讲起观看空战的往事，真是绘声绘色，中国空军战士与与敌寇飞机在空中拼杀的场面，彷佛就在他眼前。日机大轰炸期间重庆发生了较场口防空洞万人窒息死亡的事件，这是日寇间接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现在想来，李光普当年不钻防空洞也是有他的先见之明的。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签定了双十协定，但两党的政治理念根本不同，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蒋介石一心要打败消灭主张阶级斗争和共产革命的共产党，发动了剿共战争，久经战争灾难的中国又陷入了战火之中。李光普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利用在学校的工作条件揭露国民党发动反人民内战的阴谋，支持进步的学生运动，向学生宣传革命理想。1948年为配合解放战争的形势，他积极组织反饥饿，反迫害的学生运动，带领学生走上街头示威。1949年重庆“4.21”学生运动中，他积极组织参与了学校罢教罢课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再次被捕，但他没暴露身分，亲属利用一个亲戚在宪兵队的关系把他保释出狱。
“ 4.21”运动以前，1948年重庆地下党曾遭到严重破坏，为了组织的安全，地下党采取了多头单线联系，李光普的上级直接联系人被捕了，他没出卖同志，而是牺牲在渣滓洞监狱。但李光普却在参加革命二十几年，几次坐牢仍坚定信仰，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地下斗争，在黎明前夕却失去了织织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他人生的最大悲哀.
1949年12月，刘邓大军解放山城重庆，重庆人民载歌载舞迎接解放军入城，李光普也满怀喜悦的心情看到了他出生入死为之奋斗二十几年的新中国的诞生。他满腔热情的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中，先后担任了重庆树人中学（即现重庆重点中学八中）校长等职。为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呕心沥血。但由于他解放前夕的单线联系人被捕牺牲，使他的党籍一直未得到恢复。为此他感到十分不平。多次向当时的组织部门反映要求解决未果。1957年整风运动中，他再次向组织提意见要求恢复党籍，结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被打成了右派份子，下放到农场劳动。那时他已是五十几岁的人了，还要每天干着繁重的体力劳动,接受劳动改造。直到1961年才摘帽回城，调到25中担任资料员。四清运动中，他患难与共的妻子又因家庭出身问题被打成漏划地主，赶下农村，这个当年北师大校花的老人成了没有吃商品粮资格的农民。接二连三的打击使李光普变得心灰意冷，他不知何时才是还他公道的一天。
我从六岁起离开故乡金镛寨来到渝东那个小县城，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打开母亲的衣箱发现里面有一个十分精美的工艺品，母亲说那是重庆三老老在她和父亲结婚时送的。从母亲的摆谈中我才知道在重庆那个大城市我还有一个老长辈而且还是个老革命。那时候的小孩，对大城市都是十分想往，对老革命是十分崇拜的。但我直到1965年十九岁时才见到我从小崇敬的这位长辈。
1965年夏，我在成都部队 当兵。那时连队在崇庆县一个叫孙河滩的地方战天斗地。一天，连队文书拿来一封信说“五班长是不是你的信 ？”说来也巧，我原来在连部当文书，年初才下班当班长。接我文书工作的是63年入伍的一个高中毕业生，此公竞与我的亲兄长同名。他那天收到一信，拆开一看， 竟是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因为来信虽写的是他的名字，但内容却与他风马牛不相即及。我接过一看，原来是重庆筷子街来信，信中说：“你母亲视网膜脱离已来重庆住院，速来。”落款是李光普。接此信后，我知道是三老老把我和哥的名字搞混了。我心急如焚，赶忙办好探亲手续，乘车向重庆赶去，到了重庆。
我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重庆市中区罗汉寺旁一个小巷，进去就是筷子街，小巷尽处一栋三层的旧式楼房，这里是25中教职工宿舍。上楼通过 一段阴暗的过道，问到了李光普的住处。那是一间10几平米的房间，室内陈设简陋但十分整结。在那里终于见到了我从小崇敬的两个长辈，我的三老老和三奶。这个在我心目中的老革命神奇人物竟然是一个那样平凡，后背有点佝瘘的老人，他的脸上有一种历史的苍桑感。三奶则是一个身材瘦小，腰板挺直，和颜悦色的模样，岁月的流逝掩盖不住她当年的美丽。两个老人热情的接待了我这孙辈。我母亲在重庆住院期间也得到两位老人的照顾。我母生前常说：“三叔虽是隔房的，但比亲房还要亲。”我想这大慨因为光普老人不仅是我父亲的堂叔，还因他曾为我父母结婚主婚有关。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革命老人李光普的经过。1968年六月我退伍安排到重庆长航当工人，我到老人家里去玩，他很高兴地说：“当工人好，以后下一代就是工人出身了。”经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加上文革期间血统论盛行，一个人的出身将影响他的一生。老人也只能无奈地坦然面对现实，他的三个儿子初中读完都送去当了工人，几个女儿反而文化较高，当了干部。
文革中的光普老人没受到太大冲击，因为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派，他只是一个摘帽右派，是死老虎。但他四次被捕的历史也是清队中怀疑对象。对于自己的处境，他也只能坦然面对。小儿子那时才十几岁，也参加了群众组织。那时重庆武斗全国之冠，两派群众都想争正统，互相残杀。在重庆沙区公园内，现在还保留着红卫兵墓地。那里长眠着几十个无辜死于武斗的大中学生。为了管束年轻无知，性格冲动的小儿子，光普老人对他讲：“驻军军部专门派了一个参谋到25中当军宣队代表。就是要来挖出一个大老虎，你们一定不要在外面出风头惹是非，免得父母受连累。”不久就把他送去学修汽车。二儿子性格较内向，聪明好学。15岁就到重庆水运轮船公司当了一名锅炉工，水手。当文革期间年轻人热衷于派性斗争时，他把全部业余时间用于学中医。背汤头歌诀。大儿子因患脑膜炎，反应迟钝，在铁道兵退伍后安排到灯泡厂当工人。十年浩劫，光普老人和他全家总算平安渡过，三奶的户口也迁回了市内。好运开始降临到他们这多灾多难之家。一个才貌双全的担任市外贸局的团委书记女孩，与当时还是水手的光普的二儿子谈上了恋爱。当时这女孩是市外贸的二梯队接班人。局领导和她摊牌，只要她放弃家庭历史复杂的男友，就会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女孩深陷于痛苦中，便来到光普老人家中，与光普老人进行了一次恳谈。老人把自己几十年为革命出生入死以及解放后蒙冤受屈的经历坦然相告，女孩心中深深的震憾了。她毅然决然放弃了那条一帆风顺的仕途,和自己深爱的男友步入了婚姻的殿堂。光普老人的三个女儿除大女儿小曼50年代就参加工作成家外，另两个女儿也在文革中先后结婚成家。他的三个女婿都是当时称为“臭老九”的知识份子。晚年的光普老人，虽生活清贫，但还是享受到儿孙绕膝的快乐。
文革结束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传统得到恢复。1979年李光普老人的右派问题平反纠正。但他的党籍问题仍未解决。1982年光普老人在家中高处取东西时跌倒，从此一病不起，于当年去世。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享年76岁。不久她的相濡以沫一生的老伴也去世，两位老人长眠在三奶的故乡,巴县桃家场涯口村。光普老人病故后，他在外贸工作的儿媳决心要为他讨一个公道，也要为后代讨一个说法。她四处奔走反映，终有结果。1985年重庆市组织部门为李光普老人重新作了结论：“李光普同志是我党第一次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党员，在建国前二十多年中，在白色恐怖十分严重的情况下，不顾危险，坚持革命斗争，经过了许多艰苦困难的考验，为党的事业作了大量工作，党籍可予恢复，党龄连续计算。从1926年冬算起......”一个被历史湮没了的老地下党员终于得到了党对他的承认，光普老人终于可以含笑九泉了。
2006年春节，我和光普老人的两个儿子，（我按辈份和排行应称他们为六叔，七叔，虽然他们比我还小几岁），还有六婶（即当年外贸那个宁舍仕途也要爱情的女团干），以及市府退休的堂叔一家，同车回到了我们祖辈生活过的地方金镛村。六叔经过自己多年奋斗，从水手锅炉工干起，现在已是民生轮船公司的船长，他是第一次回到故乡寻根，感到兴趣盎然。七叔（光普最小的儿子）虽来过一次，再来还是兴致勃勃。他们见到祖墓就长跪磕头，无比虔诚。在金镛村，在金镛寨遗址，在毛狗洞老院子李承本祖墓都留下了他们凭吊祭拜的足迹，他们在李氏家族世代繁衍生息的地方流连忘返，尽情饱览故乡的山山水水。这群李家子孙虽然大部分都不是出生在这里，但他们的心还是系着金镛村，系着老院子，因为这里是他们的根，这里还完整的保留着清代祖宗的坟墓。
今年是李光普老人诞生一百周年。一百年来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华民族已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在这个历史变迁的进程中，光普先生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是大革命时代的弄潮儿，先驱者，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白区工作的精英。他的一生就是中国近代，现代史的缩影。历史会铭记住这位先贤，李氏家族也以他为荣。在去年新修的李氏家谱中为他立了传，让李氏后代世世代代都铭记他的英名。
谨以此文作为对光普先生百岁冥寿的记念（此文完，连载故事待续）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