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就是父亲节了，这个西方人规定的节日，我是第一次从网上知道他的来历。看到网上那么多回忆父亲的文章。充满了感人的父子（女）深情，也使我打开了记忆的闸门，想起那长眠在地下近五十年的父亲。
1957年7月，身患重病的父亲在县医院久治无效之后被迫要转往重庆治疗，身为护士的母亲陪同前往。在送他走那天，骨瘦如柴的父亲被滑杆抬着往车站走去，我和13岁的哥哥跟在后面送行。不祥的预感已充满在我们还不太懂事的心中。在我们心目中，父亲总是那样忙碌，为了家乡的广播事业呕心沥血，56年奶奶去世了他都没回老家奔丧，忙着在乡下建广播网。终于积劳成疾累成肝病，在专区医院和县医院住院几个月不见好转，只好转往重庆。滑杆把父亲抬到车站，母亲把父亲扶上了车。当汽车缓缓起动时，父亲回过头来用他那忧郁难舍的眼神看了我和哥哥一眼。谁知这一眼相望竟成为我们父子的生死永别。
重庆的大医院也没留住父亲的生命，他才42岁就走完了他的人生之路，母亲说父亲死得很明白，临死头一天还和母亲交待了一天后事，叫母亲在他死后把他火葬，“骨灰揹回老家去埋在父母身边，立块碑。”这也是父亲对组织的唯一请求。看来父亲对死既感到无奈又很坦然。唯一不放心的是他的六个幼小的儿女。母亲按他的遗嘱，在他去逝后就送到华涯寺把他遗体火葬，并亲手把他的骨灰捧装在骨灰坛里，用背兜把父亲的骨灰背起赶船坐车，无人知道母亲的柔弱的双肩上背的竟是丈夫的骨灰。当母亲从重庆回到家中时，我们六个儿女围着父亲的骨灰坛哭成一团，孤儿寡母痛不欲生的凄惨情景，邻里路人闻之无不动容。几十年后回忆当时情景仍不由泪眼模糊，感伤不已。父亲在家乡埋葬后，为他立了块石碑。四十五年后母亲也去了，在一人含辛茹苦抚大六个儿女，儿孙满堂之后以86岁高龄去世，也埋在那片祖坟地，因在重修祖墓时都立了大理石新碑，那块旧石碑就掩埋在母亲的骨灰墓中。以弥补父母未能合葬的缺憾。
父亲是旧时代走过来的人，小时家贫，是个放牛娃，但他天性爱读书，得到族叔资助终取得中专文聘，学会了无线电技术。青年时代受进步同学影响，追求进步，抗战时期在梁平县空军机场任报务员时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皖南事变后与党失去联系，脱离了组织。在日机大轰炸重庆时他就职防空司令部被派往涪陵县山窝乡一个大山上的电台工作，专门监视日机的动向。日机一入川就向重庆发报报警。为陪都抗战作出了他的贡献，那时母亲也随父亲住在那里，我的长兄就出生在那巍峨的山间。直到抗战胜利父亲才奉调离开。
父亲虽然脱党好几年，但他总是和中共地下党有不解之缘，他和母亲的结婚时，两个长辈主婚人都是老地下党员，在父亲泸州工作时被国民党特务以“共党嫌疑”逮捕关押后，又是他们利用关系将父亲保释出狱。在泸州关押期间。父亲和被作为人质的少数民族的头人关押在一起，吃的方面还沾了他们的光。那些头人颇讲义气，送来的酒肉都要我父亲一起分享。但在精神上父亲却饱受惊吓，每当半夜都有人被点名拉出去枪毙，有一晚叫到一个与父同名的人，父亲以为要上路了，强作镇静站起来，准备慷慨赴死，结果是虚惊一场。
出狱后父亲带着全家来到万县，在白色恐怖的日子里他没再寻求再入地下党，但还是和地下党人保持联系，力所能及地为迎接万县解放作了一些事情，万县一解放就参加了新政权工作。参加了西南革大的学习，满腔热情的投入土改，清匪反霸等工作。后县委领导根据他的专长让他负责县收音站，广播站的创建工作。在那个年代象他这样的技术人材还是凤毛麟角的。解放后父亲一心想回到党的怀抱，书写了长篇的重新入党申请书，但在那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不仅未能重新入党，他那在旧政权的那段历史却成了他和全家的原罪，而他曾为党工作坐牢的经历并未抵消掉他旧人员的耻辱。他拼命的工作，想用他在广播事业的成绩来证明自己对党的事业的忠城。最终累跨病死在他热爱的事业上。
父亲死后，他历史问题的阴影却伴随着我们全家几十年，我们兄妹六人升学进步就业都受到影响，那时我们不免对父亲产生过怨气，埋怨自己为啥有一个旧职员的父亲。母亲有时也叹息说：“要是47年他死在牢中，我们还是烈士家属。”
文革结束后，不再讲阶级成份，解放了千万人头上的精神枷锁，县里还要来为父亲落实政策，对我母亲说：“那些外围组织的都来落实政策，真正的地下党却不来。”母亲婉言谢绝了。说：“人都死了几十年了不想麻烦组织了。”不过当地广播事业志上还是对父亲为县广播事业的贡献作了介绍。父亲在九泉之下也可瞑目了。
父亲去世近五十年了，他的音容笑貌有时还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每年春节我们都要按传统的习俗到他和母亲祖父母的坟前祭拜。 今年国际父亲节到来前夕，写上这篇短文作为对长眠在地下49年的父亲的纪念。安息吧，父亲！愿父亲和母亲在天国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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