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桃李花开
走进教室前我便一直打着嗝，口里面是不停地倒腾着酸水，我知道那是胃酸在作怪。自从我到岳阳上大学以来，我那消化了大量红薯和不少劣质小米的胃就不停地在我的腹腔里捣腾，它用尖利的针管折磨着我脆弱的神经，让我整夜整夜地流着虚汗紧咬着牙床翻滚，为它以往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反复地闹着意见。而那时我总认为，人，谁没有个三病两灾的，特别是像我们这些在贫瘠的土壤里生长成的，胃痛两下算什么，吃几片阿斯匹林镇镇痛，第二天走上篮球场照样生龙活虎的。
而我总觉得这次胃痛有点不寻常。它不再呻吟，只是阵阵痉孪，然后是分泌出超出平常很多很多的胃酸，刺激着喉咙，翻滚着一个接连一个的干嗝，把我扯成了一只把谷粒撑到了脖子的进饱了食的鸭子。
已有三天了。三天的折磨把我平和的心态搅得稀巴乱的，这也就是孙宇惹我发火的原因。我一边打着嗝一边讲解课文，孙宇却扯住前面女生的长辫子，向她的脖颈丢着小纸坨。他的这个小动作没有逃脱我严厉的目光，我叫他站起来，一股火从心底里直冲向脑门，怒气让我的脸色变成了紫黑色。我真不知道陡然间我会气成这样子。
孙宇磨磨蹭蹭地站了起来，我却捂着肚子蹲了下去。我含辛茹苦的胃终于不堪生活的重负，它像焦裕禄一样伟大，最后也像焦裕禄一样倒下。
孩子们嚷道：“孙宇把老师气病了！”于是班长慌乱间把老校长找来，接着我便被同事们抬上临时租来的中巴车，中巴车一阵火速的飞驰，把我送进了人民医院的急诊室。一位戴眼镜的老医生不紧不慢地拿根塑料棒敲敲我板结的腹部，然后认真地用听筒听了一次我的心律。老医生摇了摇头，出去一会儿，接着便进来了一大群穿白大褂的医生，他们对我进行详细地检查，就像是考古学家们对待一块刻满文字的龟骨，检查过后就是关起急诊室的门你一言我一言的大发了几篇理论。好大一会儿后，我那听到消息从家里急急赶来的已吓得腿儿发软欲哭又怕出了声的母亲听到了像一块坚冰被嚼得粉碎然后迸出嘴来的几个字：“胃穿孔了，动手术补上，赶快办理住院手续。”我可怜的胃就这样在冰冷的手术刀下被剜去了腐烂的溃疡，再被白衣天使灵巧的双手结成一朵精美的花儿。
住了十天，我那坚强的胃又开始工作，腹部的伤口也是日渐愈合，我便强烈要求出院。出院了，身体依然虚弱，只能苍白地躺在床上，喝着父母亲熬得嫩嫩的米粥。我的胃，此时才受到了特殊的一级护理。
接着，便有学生陆续地来看我，他们用自己的零花钱凑起来买几斤水果，或者干脆从野地里采来一束野花。他们聚在我的床头，静静地看着被病魔折磨得无比削瘦的老师，眼里自然是噙满了泪花。
“老师，你一定要快点好起来，快点来给我们上课。”我最怕听到的就是这句话。说完这句话，孩子们就要走了，只扔下孤怜怜的我，独自守着一张病床。此时此刻，我才突然发现，我，这个平时以严厉著称的教师与孩子们竟是如此亲近。
父亲无疑是最喜欢孩子们的.孩子们来了,他特别高兴,总是忙不迭地打招呼,向这个手里塞苹果向那个手里塞梨子,有时也陪着孩子们说这说那,或者是和他们一起站在我的床边一起掉眼泪;孩子们要走了,他更是把他们送了很远很远,直送到冲口的大樟树下,还恋恋地站好一会儿。
卧在病床上不会是一天两天的事，我自然牵挂着孩子们，老师病了，孩子们的课程可不能耽误呀。而当我看到父亲在孩子们来时那忙碌着的身影，我不仅产生一个大胆的想法，那就是让父亲替我代课。
父亲听了我这个提议，陡地站了起来，反复地搓在手，自言自语地：“这，这这行吗？”
“爸，行的。”我知道父亲，他挚爱着讲台，他把青春洒在这三尺讲台上，也把他的梦系在三尺讲台上，那里洒满了他的汗水，也浸满了他的辛酸。
父亲给我代课了。
父亲显然对这次走上讲台的机会格外地珍惜。
早晨，东方的第一缕晨曦刚刚染上窗帘，就听得父亲窸窸地起床了，然后听到父母亲睡意朦胧的嘟隆声：“还早呢，小鸟还未唱歌呢。”
父亲说：“不早了，划船冲里最深处的孙宇也快到学校了。”
父亲忙着穿了衣服起了床，然后打开门，一股清新的空气迎面吹来，顿时稀释了所有的睡意。父亲伸伸手，弯弯腰，断章取义地做了几节早年读书时学过的老得掉了牙的广播体操中的几个经典动作，接着就打开院落里的鸡笼，“喂，喔，起床了。”叽叽咕咕的大鸡小鸡公鸡母鸡都扑楞扑楞着翅膀飞出了门，忙着去抓草丛中湿了翅膀还飞不起来的秋虫儿。
隔壁起早拾狗粪的兵老倌向父亲打招呼：“老哥，早呀。”
父亲也忙着说：“老哥，你也早呀。”
兵老倌是一根烟枪，他可从来不抽纸烟，他抽的烟都是自己地里产的，他总是把切得细细的烟丝用一个布荷包装着，随时随地用孙子写过字的废作业本裁成纸条裹了吸。兵老倌说这样抽才叫抽烟，带劲。父亲常和他这样吸烟，兵老倌见了父亲一般就是半句寒暄就递过他土产的大烟筒。
“老哥，来，抽一根。”兵老倌说这句话就如口渴了喝杯水。
父亲今天却例外，他摇摇手，说：“老哥，不了，要上课呢。”父亲神采飞扬的，脚步轻快得像飞，把个兵老倌惊得像见了另外一个陌生人。
朝霞开始了它的染色流程，把新的一天又装饰得五彩缤纷。父亲的新日子也就是这样的五彩缤纷。
“爸，怎么样？”父亲从学校回来，照例要到我的床边坐一坐，他总是美滋滋的，有说不尽的小故事。我喜欢听父亲说这些学校里的小故事，分享他的快乐也分享自己的快乐。
“孩子们就是聪明。”父亲总是这句话。
“他们很喜欢听您讲故事吧。”我看着他高兴劲头，就嘬他。
父亲眼里顿时冒出兴奋的光来：“你怎么知道的呀？”
“我也是听你的故事长大的呀。”我开心地笑了。父亲喜欢讲故事。父亲的故事不同于冲里老人经常买弄的狐仙鬼怪，也不是父母亲吓着哄着骗着小孩子去睡觉的黑暗里冒着绿光的狼的贪婪的目光。父亲喜欢说孔融让梨，凿壁偷光，也喜欢说拇指姑娘灰姑娘。听父亲的故事，就如在月夜里听一支悠悠流泻的小曲，带着明净的欣喜，远没有裂帛般的尖利。
“有一个叫孙宇的……”
“孙宇怎么啦，他又没有捣蛋吧？”孙宇的名字有如一个定时炸弹，让我不自觉地就抢过父亲的话题。
“没呢，看把你紧张的。”父亲笑着，眼睛眯缝着，“他很喜欢听故事，总嚷着再来一个，像你小时候一样。”
我松了一颗悬着的心，放松地靠在被子上，也笑了。
我笑父亲。孙宇这个调皮蛋，他一定是拍巴掌喝倒采了，这个平时总把第二个扣子扣到第三个扣眼里的邋遢鬼，从灰堆里才找得到的眼球儿骨碌碌地一转，鬼主意就像母鸡下蛋般顺溜溜地便生了出来 。
亏得父亲还相信他。人总是这样，年纪一旦大了，就容易相信歪脖子树无论怎么俗不可堪，最后总会结出一个完美的果来。不过这样也好，在人生这条长河中，沉淀的永远是沙子，流淌便只是清澈的流水了。与其相信孙宇最顽皮，不如相信他最可爱，这也许是父亲意识中最成功之处啊。
我在病床上没有躺多久，我的胃在父母精心熬制的稀米粥的调养下渐渐复原，我虚弱的身体也一天一天地强健起来，我可以从床上起来，沿着岭前岭背的泥巴路遛达一个大大的圆圈，把我淤积在里面的污垢呼出来一一还给大自然。我就这样在病魔胆怯的喘息中康复了。
我对父亲说：“我可以去教书了。”
母亲还在一旁着急，“你行吗？要不还让你爸给你代个十天半月的。”
父亲知道我的主意一旦拿定，就很能更改，何况，他也不愿意年轻的我就成天无聊地望着天花板打发日子，父亲便说：“好吧。”
我知道父亲说出这两个字不容易，就像是剑客要把心爱的宝剑交给别人一样。父亲有着这样一个深深的情结，这是别人一辈子也无法理解的。
第二天清晨，母亲一如往常，帮我最后拉拉衣领。这是母亲每次送我离家上路的最后一丝关爱，母亲每次都做得那么认真那么细致。
我不想叫醒父亲，这个情景是不适宜于父亲的。父亲心上有一道永远的伤痕，那是谁也医治不了的，我不愿意揭开父亲 这道疤痕。
而父亲起床了。在我即将走出门的时候，父亲搭拉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走到我的面前，他深情地看了我一眼，说：“千万别误了孩子们。”
千万不要误了孩子们——带着父亲的叮咛，我又走上了讲台。
对于一个大病初愈的人来说，半堂课确实累得我够呛，我用小手帕轻轻地擦了擦额头,想让我的嗓音圆润些，想让我的腰板挺直些，想让我的教鞭在空中划一道力和美的弧线，而最后我糟糕的表现是——我拄在讲台的边沿上，不停地用小手帕擦着满头的虚汗。
班长端来了自己的椅子，他说：“老师，你坐着给我们讲课吧。”
我的手还停留在额头上，小手帕已晃悠晃悠地掉到了地板上。班长眼睛怯生生地望着我，他知道他这举动会惹起平时对他们很严厉的班主任生气。
我确实是一如往常的严厉地盯了他一眼，斥道：“端下去。”我的声音很微弱，而平时的威严可不是孩子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样苍白无力。
班长站着不动，他低着头，垂着手臂，与我对峙着。
我举起教鞭，教鞭已点着了他的额头。我想用我的严厉来吓退这个不听话的一班之长。要知道，平时他可是老师坚定的拥护者，是老师教学工作中的左肩右臂啊。
“老师，请您坐下来给我们讲课。”这时，齐刷刷地，孩子们全都站了起来。
举起教鞭的手颤栗了。我把教鞭从班长的额头上收了回来，把教鞭的另一头托在手心，对着孩子们轻轻地抖动两下，招呼孩子们坐下。
孩子们仍然站着，坚定不移的。
老校长来了，他很快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这位须发已经全白的老人感动了。他用有点湿润的声音对孩子们说：“同学们，如果你们真的爱你们的老师，就请坐下来听课吧。”
孩子们坐了下来，他们的眼里都噙着泪花，看着他们大病初愈的老师强打着精神支撑着颓然欲坠的身体给他们讲课。我知道，这是我生平上得最精彩的一堂课，也是孩子们听得最入神的一堂课。人生啊，能有这么一次感动，我不知道这是孩子的幸福还是我的幸福，或者说这是我们共同的幸福吧。
我一直认为，我在教学上并没有感人的技巧，我只是一个平凡的普通人在走上自己的岗位上以最起码的责任感和义务感去热爱自己的事业，我不啻自豪地标谤奉献与付出，也不啻于荣誉与赞美更不求报达与收获。而此时此刻，我无疑成为一个获得最多的人，一个最幸福最奢华的人。孩子们噙着泪花，那么认真，那么专注，这无疑是最诗意的朝圣声，让我激动地走上铺满鲜花铺上红地毯的神坛，布道着最动人的经典。
在这一些感动的日子里，我逐渐地感受到了父亲那颗对讲台无限着恋的心。父亲无奈地走下神坛的那些日子，那些巴望着父亲倒霉的浅陋者为父亲被剥夺的饭碗酸不溜秋地说着些脏不拉叽的嘲讽，认为父亲是为了一个铜做的饭碗而用酒来诅咒生活，这不禁也让我真想套用父亲高傲的鄙夷：一群没有知识的下里巴人。
父亲望着我每天春风满面地来回十分高兴，总是时不时地蹭到我的面前来套个近乎。
“流，孩子们听话吗？”
“你给孩子们讲故事了吗？”
“孩子们有没有问起我呀？”
……
父亲仍然端着一杯酒，酒精肆意地在他的脸上涂抹起一道夕阳。这是忧郁的大师信手而就的抽象画，没有规则，只显得有点古朴苍老。
我便说他：“孩子们总是问呀，老周老师又没有喝酒吧，特别是那个孙宇，他总交代我，千万不要让老周老师再喝酒了。”
我拿孙宇的话来整他，其实那孩子见着我还不老远地便躲开，我只是看父亲老提起他才替他杜撰几句话来整父亲。
父亲顿时不安起来，他来回地踱着，又情不自禁地举起酒杯。
我嚷道：“爸。”
父亲看了我一眼，顿时明白我的意思，他把酒杯里得不多的酒一咕隆地洒了，然后望着地板上一圈湿处说：“回去，去告诉孙宇，你就说，老周老师把酒洒了，老周老师戒酒了。”
父亲说话的声音打着哆嗦，就像是酒洒在干燥的地板上冒起的一串串汽雾和那滋滋滋的声音。我知道父亲戒酒是不可能的事，但能让父亲忍着心痛倒了半杯酒，应该说，这个孙宇真的是很了不起了。
我闹不清，孙宇为什么一下子就与父亲给下这样的不解之缘，这个平时总是调皮捣蛋的孩子并没有显出什么可爱之处，他究竟是使了什么魔法让我那高傲的父亲总是念念不忘地念叼着他。但我马上又想起了我的刘老师，那个让小海用手掌敲打着墙壁让迟到的我站在外面不住哆嗦的刘老师，他就是一本记着日本二战侵华历史的教科书，我是认真读过这本书的，它曾在我的心中烙下了一个深深的烙印，也就时刻提醒我不可犯下同样的错误。
我了开始关注起孙宇来，而他仍然是没有把聪明可爱这些美好的印象作为我关注的焦点，就像是一只从野地里抱回来 的小狗一样，它仍旧用抖索着一身脏兮兮的毛发来用胆怯的目光来打量着他善良的主人。相反，他还总是不时地犯着一些小错误让你不停地为他操心 ——
班长跑过来，他气愤地告诉我：“老师，孙宇把蟑螂放进了杨小娜的书包里。”
我走进教室里，教室里乱成了一锅粥。
杨小娜俨然是一个受害者，她抱着头跺着脚团团转着尖叫，就你像是在风声雨声的午夜里看《第一滴血》主人公逃进满是老鼠的地洞里的那种感觉。这也难怪，这个在镇政府机关大院里长大的人大主席的娇惯的小女儿，见了蟑螂这灰头灰脸的东西还以为是比蛇还要毒很多很多的蝎子，于是发挥了平日里对父亲指手划脚的特长和能发出尖利的嘶鸣声的高分贝的好嗓子，足以把场面渲染成《十面埋伏》中刘德华与章子怡对决时满天枫叶飞扬的雄浑与纷乱。
体育委员人高马大，素来被体育老师委以整队喊操的重任，这时便成了他发挥特长的最佳时机，他爬上一张桌子 ，趾高气扬地命令几个矮个子男同学指东打西地“抓住它抓住它窜进桌子下了飞上墙壁了哎呀到了小芳的头上又跑了跳到椅子下了……”女孩子最是会渲染气氛，她们尖叫着“这边儿又到了那边儿”的，不失有一点儿慌乱，时不时也还抿着嘴儿偷偷地笑着乐会。可怜的就是那些小不点儿，他们一会儿窜向东，一会儿扑到西，一会儿跳跃着够着墙壁，一会儿又俯身钻到课桌椅下。那该死的蟑螂此时是完全展示了它在草丛中腾挪蹦跳本领，把飞扬跋扈的舞蹈发挥得淋漓尽致，演示着一场另类的人与虫嬉闹的悲喜剧。
“老师来了。”不知谁嚷了句。教室里一下安静了，像一群散操后肆无忌惮的士兵陡然听到司令兵的口令一样。只有那只兴奋的蟑螂不知其中的缘故，他的凌波微步一下就失支了灵感，飞翔的身子啪地一声就落在讲台上，眼睛骨碌碌地不知所措地转着。我一伸手毫不费力地就把蟑螂逮住了，这个捣蛋的家伙现在才想到挣扎，但怎么还能挣脱我的铁钳。
体育委员懂得老师手里抓着一只蟑螂要去训人的尴尬，于是赶紧从我手里接过去，还像一个士兵得到了将军颁发的锦旗那般高兴。而他随即注意到我严厉的目光，马上捏紧蟑螂强而有力的双腿，把它反扣的背后，腰板挺得还真像个经过正规训练的一等兵。
教室里自然而然找不到了孙宇，他调皮捣蛋完，早已像搅浑了一坑水的泥鳅一样一摆尾就溜走了。当然 ，他溜得最快，正如俗话所说的——溜过了初一，溜不了十五，他还得为他的淘气的行为认错反思。中午自习铃声一响，他又不得不乖乖地蹭到我的办公室里来。
一阵狂风突起，把午后的燥热都赶到了地球的另一端，听得见沙砾陆陆续续访问窗户玻璃的噼哩啪啦的声音，乱七八糟地演绎着暴风骤雨的前奏曲。
孙宇站在门口，磨磨蹭蹭地不愿进来。
我还在延续着上午的火气，威严喝斥了一声“进来”，然后猛地一拉白炽灯的拉线。不过，灯没有亮，这不争气的拉线显然不满意我粗暴的态度，“蹦”地一声就齐腰地断了，一下把室外的昏暗都搬进办室来。
孙宇进来了，他在我的办公桌前站好，他以为我在昏暗中看不清他的举动，便抬头直望着开关的拉线。
“站好！”我不知是跟开关拉线生气还是跟自己生气，最后都把矛头指向了孙宇。但除了再喝斥一声，我只能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也不作声了，我至少还懂得情绪烦躁时是不适宜教育学生的，我不能拿孙宇做出气筒，这应该是一个教师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静静地呆了一会儿，孙宇又望了一眼开关再看看无奈地望着一团昏暗的我，接着就猴子般的爬上了办公桌。
我从办公椅上猛地站起来，喝斥他：“干什么，下来！”
孙宇没有下来，对着我说：“老师，把椅子递给我。”他看着我，见我不动，接椅子的手也就一直伸着。
看着他这样子，我便软了下来，把椅子递给他，带着一点疑问也带着一丝儿担心地问：“你行吗？”
“行，老师。”孙宇很自信，“我家的开关坏了都是我换的，这点小事难不倒我。”
我扶住椅子脚，抬头看着他。孙宇还真行，三下二下就接好了拉线。他一扯拉线，灯亮了，把一屋的昏暗都赶到了窗外。孙宇从办公桌上下来，拍拍两手的灰，很轻松地也很得意。他抬头看我，猛然又看到我的目光依然严肃，他马上又意识到他是来办公室来接受批评的，于是又乌龟似的缩起头，眼睛直盯着地面，一下子从英雄变成了待判的罪犯。
即使是他让老师一下子改变了对他的看法，但我也不能忽略主题。小变故虽然让人在情感上有着些许的微妙变化，神圣的审判也依然是要进行的。在这一点上，教育与法律有着相同之处，情感不能代替法律，看到孩子的聪明与智慧也绝不能忽略对孩子的教育。
审判开始了。
“知道犯什么错误了吗？”
“知道，我不该把蟑螂放进女生的书包，特别不应该把它放进把蟑螂当成蝎子的的杨小娜 的书包里。”
“以后怎么办？”
“向她认错，然后改。”
“怎么改？”
“不再把蟑螂放进杨小娜的书包里。”
“再放进周小影的文具盒里，对吗？”
“不对。”
认错态度很好，虽然没有鼻涕横流地去发誓痛改前非，倒也让我不好对他再有严厉的措辞，何况他刚刚还投入了一笔不菲的情感投资。
“回去写检讨书，贴在后面的墙报旁。”批评教育的善后工作我还是要继续做好。
孙宇此时低头不语。
“怎么？”我紧紧盯住他。
“老师，千万不要我写检讨书。”孙宇抬起头来，“我的检讨书都是周小影写的，每次我贿赂她一口袋毛栗。”
真拿他的坦诚没有办法，我哭笑不得，这个冥玩不化的调皮的孩子，不，也是个聪明的孩子，父亲称赞过，而确实也还是这样，例如接好这根不争气的拉线。
老校长说过：“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这句话很有道理，这是他几十年教学生涯中最成功的经验，是他经过无数次实验证明了的。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它奉为真理。
我自认为我远不是一位不会教的老师，对于许多类型的顽皮学生和许许多多诚实听话的学生，我都能拿出一套卓有成效的教育方案，我也就不相信我拿这个调皮而有点顽世不恭的聪明的孙宇没有办法。当然，自信不是吹牛皮说大话，是要拿点实际行动来的，就如对孙宇，最重要的是了解他，再用诚心去感化他。我这样认为，也这样去做，其中最重要的一枚棋子就是去做家访。
对于我来说，我真是浅陋得可以，以为到了洞庭湖，太平洋就大不了多少；上了达摩岭，就真个不相信世界上还有珠穆朗玛峰了。这也难怪，孔老圣人尚且“登泰山而小天下”，我毕竟只是在感觉上认为达摩岭比珠穆朗玛峰还高，而实际上我知道达摩岭比珠穆朗玛峰上一块不规则的石头并大不了多少。
去了孙宇家，我才觉得我的家乡再闭塞，毕竟出了冲口就能望见一条滔滔的蓄满面诗情的汨罗江；我的家乡再贫瘠，毕竟也不能生长出像孙宇家门口那么大那么粗的苦楝树。
我是在一个星期天骑着自行车去孙宇家做家访的。
灿灿的阳光，把连绵的山岗染成一片金黄色。沿着一条砂石黄土路，在金黄色的底蕴里穿行，连小鸟的歌声也沁润着柑桔的醇香稻谷的芬芳。一位印证着铜版画最传神技巧的掮着锄头的老人告诉我，爬上那道被山洪冲刷了好几条口子的三四十米高的黄泥坡，就能看见一棵高耸入云的苦楝树，苦楝树下就是孙宇的家了。
那是很古老很古老的一棵树，树围足有一抱，干裂的表皮就像一块一块厚而大的龟甲，装点着粗大而健壮的躯干。枝叶舒展，像一把巨伞，遮起了一片好几十个平方的浓荫。金色的阳光泻在一片一片有点鹅黄的卵形树叶上，偶尔漏下几点，班驳地散落在孙家的三间土屋上。额上爬满了深深的皱纹的掉了牙的老奶奶说，苦楝树在爷爷年轻时就有一抱围了，到现在爷爷入土这么些年了也就一抱围的样子。奶奶说不清这苦楝树到底是哪个年代留下来的文物，只是说幸亏有这棵树，倒能为孙家三间土屋遮风挡雨的。
那是怎么样的三间土屋？屋漏沿着屋檐把土墙流蚀得斑驳不堪，一条条裂缝像一条条贪食的蟒蛇一直把蛇头延伸至屋脚跟。屋顶一半是青灰瓦，一半还盖着厚厚的一层毛草。青灰瓦是永远辨不清年代的，茅草却显出腐朽的老态，好像任何一阵寒风都会把它变成一阵灰沫，一会儿就会飞散得无影无踪的。好在哪只候鸟丢下几粒种子，让几株蓍草劲立在檐头，虽然经过一段旺盛的生命力后已染上秋风的衰枯，却依然在金黄色的光点的摇曳中挺直腰杆，这显然是一间难经风雨的老屋，而正是这间老屋，在苦楝树的掩映下，它倔强地耸立着，承受着风和雨的考验。
奶奶说：“老师，孙宇在后屋呢”
走进后屋，阴阴的，有点凉气，没有多少光。跨过两道石门槛，便在阴暗的后屋看到了孙宇，这个调皮蛋儿手里拿着一根竹枝儿，蹲在潮湿的地板上划着什么。我没有打扰他，走过去，看见地板上有一块用方砖围着的填满沙的小沙坪。孙宇用竹枝当笔，正在沙坪上演算着一道二元二次方程。显然这道并不是太难的二元二次方程难住了他，让他摸着后脑勺儿一筹莫展。
帮助孙宇解答这道二元二次方程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令我惊奇的是他的接受能力却是如此的强，绝对不比常在班上拿一二名的那些号称是尖子生的学生差。他应该称得上是比较聪明的那一类学生吧，正因为如此，我情不由衷地便称赞了他一句：“孙宇，你不是还比较聪明的吧。”
这应该说是孙宇受到的第一次表扬吧。在他的心目中，我永远是绷着脸用中指敲着办公桌痛心疾首地训斥人的那种严厉的老师，是一个不苟言笑不好亲近学生见了唯恐躲之不及的那类严厉的老师。
表扬是一门最好的教育艺术。此时，孙宇不知所措地站了起来，一下子高兴得不知道要怎么样才好。这孩子，受到表扬真的就像跳上柳梢头的雀子，雀子知道春风鼓励它，便撒着欢儿唱歌，孙宇不便洒脱地流露他的高兴，便抓着后脑勺裂开嘴儿傻笑。
“看来你还是蛮爱学习的呀。”我在松木椅子上坐下来，松木椅子兴奋地吱呀了一声，为他的主人高兴得颤了好几颤。我又翻了翻他摊开在四方桌子上的一页页练习薄缝起来的作业本，那黄黄的本子上满是密密麻麻而有点潦草的数学公式和英语单词，把个作业本挤得更加不成形儿。
“爱学习的孩子就是好孩子，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也许这句话是每个教师称赞学生时的一句口头禅，而此时此刻把它送给孙宇并不是一句随口而出的敷衍潦草的话，这确实是我从这个平时在班上表现比较顽皮的孩子身上找到一个意想不到的精彩的世界而表现出来的感动。
孙宇木讷地站着，他千万也没有想到他原本贫瘠的世界一下子被老师挖掘出无限的宝藏，他为这宝藏兴奋，也为这宝藏不知所措。
好在奶奶救了驾，这位小手小脚的老奶奶做起事来十分麻利，我还未和孙宇谈几句话，她就端来了一碗热腾腾的面条，上面还盖着两个煎得焦黄焦黄的荷包蛋。奶奶迈着艰难的小步，一边还用乡里老人惯有的热情数落着孙宇，“这孩子真不懂事，老师要来也不说一声，看这寒酸的，咋就对得起老师，这大老远的跑来的。”
孙宇在奶奶的唠叼里撒着腿儿就跑了出去，活像是从马栏时逃出去的小驹子。我便端着这碗热腾腾的面条，走出老屋，在苦楝树下的树墩上坐下来，一边吃面一边与奶奶唠嗑。
从奶奶那里知道，孙宇的妈妈早就去世了，那个一生没有走出过冲口的乡里女人在把孙宇生出来没有几分钟，产后大出血一口气没有缓过来丢下襁褓中还没有来得及看一眼的儿子就匆匆地去了。看风水的长着山羊胡子的老先生把她送到了很远很远的荒僻的布满面荆棘的山坡里，让一直还不知道妈妈是什么样儿的孙宇任凭是多么想念母亲也找不到她长眠的地方。
冲里男人找媳妇难，像孙宇父亲这样老实巴交的冲里汉要给孙宇找后妈更是难上加难，这个朴实得就像长满肉瘤的苦楝树的冲里汉就只能屎一把尿一把地把懵懂小儿拉扯大。
孙宇父亲是一个椅匠，砍了山里的枞树，一把斧子一把凿子，由此赚几个辛辛苦苦的养命钱，也把时光砍斫得支离破碎凿挫得千疮百孔，把岁月划成一条长长的血与泪交织的印痕。这个可怜的山里汉却从来没有怨恨过生活，还总是低着头把生活雕凿得扎扎实实，把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如自家的破帚一样好好珍惜。
听着奶奶的故事，不知不觉间我就把满满的一碗面条连汁带汤一古脑儿吞了个干干净净。也许我是真的饿了，就像一个在荒野旅行的人突然找到了一条清澈的小溪上一座吊脚楼上的酒馆，非得尽兴地喝几米酒痛快一番。奶奶见我吃尽了她的面条，高兴得走路也几簸几簸的。她麻利地收拾好碗筷，又端来一个黄油罐，给我满满地筛了一青花瓷碗茶水。
我大口大口地喝茶。说实在的，这是我有生以来感到最痛快的时候，也是在我记忆深处藏得最深最深的宝藏之一。
奶奶继续她的唠叼：“小宇是个听话的孩子，除了读书外，他还要帮他爸爸干许多事，常跟着父亲上山拉锯砍树，有时父亲太忙也会给父亲凿孔刨椅脚。小宇这孩子聪明，干什么活儿都像模像样，有时好玩做一把椅子，与他父亲比不内行的人还真分不出谁的好谁的坏。他爸说，这孩子是条龙。他爸于是使劲赚钱，赚了的钱一分都舍不得花，他说要积存下来把儿子读书，把儿子读成一条龙。”奶奶说话罗嗦，上一句下一句地唠嗑，没完没了地让你只有当听众的份儿。
茶喝完了，夕阳也要回家了，苦楝树上已栖满了叽叽喳喳的鸟儿。我再留恋奶奶有一搭救没一搭的唠嗑，也只能辞别老人回家。
奶奶赶紧嚷：“小宇，送老师。”
孙宇不知从哪个疙瘩里应了一声便飞了出来。孙宇跑出来 ，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儿，他把布袋儿挂在我的自行车的笼头上。
我问：“什么？”
“毛栗，我刚从坡上采下来的。”孙宇说，便要替我推自行车，我不肯，他非要推不可。
孙宇推着我的自行车走出了苦楝树的阴影，又推着它下了那个三四十米长的黄泥坡，走过了好长好长一段坑坑洼洼的洒满夕辉的黄泥巴路再过一道石板桥就上了通向冲外的那条砂石大道了。
“回去吧，奶奶还望着呢。”我说。
孙宇紧靠着我，还不肯放下车把。
“回去，听话。”我故意在语气里加上一点严厉的成份。
孙宇便把车把递到我的手里。
我推着自行车走过了石板桥，然后回过头来，孙宇还呆呆地站在逐渐消褪的夕辉里。
我向他挥挥手，示意他回去，孙宇于是恋恋恋不舍地转过身。走了很长很长的一段路，忽然听到遥远地传来了一声“老师我一定会好好读书的”，再回过头来，已看不见孙宇的身影了，只有这一声发自灵魂深处的呼喊在久久地回荡，久久地回荡。
回家后，母亲把孙宇采的毛栗炒得黄澄澄的，父亲 抓了一把，有滋有味地品尝了一番，父亲说：“孙宇真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
若干年后，儿子长大了，他喜欢在苦楝树下捡起熟透了掉到地面上的苦楝树籽，把它们堆聚成一堆一堆的，然后又用小脚把它们扫开。那些苦楝树籽便四散滚开，滚成一幅生动的抽象画。我站在苦楝树下，看着儿子精彩的艺术创作。父亲擎着一杯酒，躺在竹椅上悠闲地摇晃。
突然，父亲问：“孙宇怎么样了？”
“考上大学了。”我漫不经心地回答，眼睛还未离开儿子的抽象画。
“这真是个聪明的孩子。”父亲惬意地喝了一口酒，迷朦的眼睛里闪烁起一束晶莹的光芒来。父亲的竹椅又开始摇起老掉牙的山歌来。
又过了几年，父亲不知怎么就老了，老得不再喝酒，却老是站在冲口的香樟树下，痴痴地望着从冲外延伸进来的那条新铺的柏油大道。
儿子开始跳着唱着从学校回家了，他一看见父亲就高兴得直嚷嚷，就像是得胜的将军看到了迎接他回家的亲人时一样的荣幸和幸福。父亲便牵着像将军一样的儿子的手，一老一少，晃晃悠悠地回家。
而父亲总是不经意地回头望望。儿子好奇，顺着爷爷的目光，却什么也没有看到，儿子问：“爷爷，你在看什么呀？”
父亲此时却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孩子一样红通了脸颊，他支吾着回答儿子：“没……没什么呢。”说着，他还是忍不住回头望望。
终于有一天，孙儿带来的不仅仅是一份灿灿笑容的温馨，他还带给了爷爷一份莫大的惊喜，这似乎就是父亲在香樟树下痴痴等待默默张望的那份惊喜。那天，夕阳分外地红，把半坡的松树都染成灿烂的金黄色。儿子老远就向他的爷爷挥着手，他扯开他嫩嫩的嗓想爆发出最具威力的音响：“爷爷，爷爷，叔叔来看你来了。”
一个年轻人走到老了的父亲的面前，握住他已枯干了的像苦楝树枝干的手臂。父亲仔细地端详着面前的年轻人，又抽出枯干的手指抚摸着年轻人笔挺的西装，抚摸着他精致的珍珠领带，再抚摸着他洋溢着青春气息的脸庞。父亲像考究一件精美的景德镇瓷器一样把他抚摸了个遍，陡然枯干的手颤栗不已，听得见父亲抖索的声音：“你……你真的是孙宇？！”
孙宇的眼睛浸润着泪水，他扶着父亲，一直扶着他颤微微地走到苦楝树下，在摇晃着的竹椅上坐了下来。他伏在父亲的膝上，说：“老周老师，我是来听您的故事的，我一进还牵挂着您的故事呀。”
父亲还真个又给他进起故事来。这些年来，父亲的故事并没有多少新意，它的故事比家里用过好几代人的白瓜水瓢还要古气，它的故事让儿子也经常捂着耳朵从苦楝树下逃离。
只有孙宇才听不厌他的故事，只有孙宇才伏在他的膝上又被他的故事感动得泪光盈盈。
当然还有一个我，我站在不远处望着他俩，眼睛早已是比徐徐降落的暮霭还要模糊。我不是被父亲的故事所感动，而是我清楚地明白自己的使命，那就是我要把父亲的故事也变成故事，我要去向我的孩子他去讲许许多多比父亲的古气的故事还要古气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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