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叔公年纪并不大，只是因为他辈份高，且在叔伯兄弟中排行第九，所以族里人都这么称呼他。
我和九叔公同岁，小时曾一起上过学。九叔公顽皮好动最怕念书，虽然人长得挺水灵，却在小学连坐三年，终于退学不念。不过九叔公的小聪明是大家公认的，在经济来往中，从来不吃亏，因此，背地里人们又叫他“铁板算”。
十八岁那年，我上了大学，以后分配外地工作。 九叔公在家务农，与他接触自然就渐渐少了，不过仍然时有耳闻九叔公的事迹，比如：他做了几笔生意赚了大钱；他找了个华侨婆娘，赔嫁颇丰等等。
后来，由于落实政策，我们举家北迁，家里让我回老家办理手续。回乡当晚，我就碰到了九叔公。
“小明，回来啦！”九叔公遇到多年不见的我，非常热情。他那鸡爪似的手上和长颈鹿一般的脖子上戴着不少金饰品，一副富家子弟的派头。
他递给我一支长长的美国烟，问：“在外头挣多少钱呢？”
“每月六十多块。”我说。
“嗯？大学毕业，才这么点钱，不够我抽烟喝茶呢！”九叔公显出鄙视的神态。顿时，我觉得自己比他矮了半截，脸直红到脖子。
“小明，听说你要卖房子，咱们族里有条规距，卖房卖亲不卖疏，你应当明白吧。”
我知道有这么回事，回家前，老母也曾交待过。九叔公拐弯抹角，最后把我们那三间旧房定价为一千。九叔公转手后赚到三千那是后来的事。我当时还颇感激他的慷慨，要不是他买去，我们的房子还不是要关着烂掉吗？
第二天，当我兴高采烈地去九叔公家取钱时，却遇到他与他父亲在争吵，经了解才知道，原来村里正在分责任田，按劳动力分配每人五亩地。九叔公大哥已获准去香港定居，所以村里不分给他。但九叔公认为大哥手续还没办人还没走，应当分。为这件事，他和村长吵了三天。九叔公的父亲却认为，田地可不是好拿的，解放前夕，他家就因为多了几亩地差点被评上地主。
“这教训你都忘啦……”他爹气得直用旱烟袋指着他鼻子骂。
“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你可以问问小明嘛，这田到底该分不该分。”九叔公见我到来，象是找到了救星。
我是学法律的，却不知该怎么答复他们。说不能分吗，他大哥户口又在，说能分，他大哥又马上要走。至于分到田后是祸是福，更是天晓地知。
然而，九叔公最终胜利了，他多得了五亩地。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九叔公不愧是“铁板算”，算得够精的。为这块土地，九叔公两次放弃去香港定居的机会，家里所有的人都去了，他却留下来苦心经营。
若干年后，我因出差顺路拐回老家。家乡真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盖的砖屋、新修的水泥路，显得生机勃勃。在村口一个有点洋气的小酒店里，我碰上了九叔公。
“呀，小明，来来，快请坐。”九叔公还是那样热情，他的亲族观念非常浓厚。我却因为事后听说他赚了我旧房子的钱，心里有点小别扭。我心里揣摩着，九叔公可真是铁板算啊，时下发展商品经济，瞧他又当起了店老板。
在店里坐定后，九叔公提来几瓶啤酒，端出香喷喷几盘菜，我们聊开了。从家务事、国事到天下事都聊遍了，最后聊到土地。
“小明，三年世事多少变啊，你可记得十年前我为多分那五亩地费了多少口舌，可如今……咳！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哪！”九叔公双腿弯曲着蹲在靠背凳上，呷一口啤酒，叹了口气，尔后往嘴里扔几粒花生。
“现在，谁还愿意种田，能走的都走了，走不了的干其他去。你在外头肯定知道，每天火车都挤得插蛏一般，还不都是因为种田的往外跑。”
“干么往外跑？象你这样在家不挺舒服的吗？”我说。
“这你读书人就不懂了。现在种田，化肥农药都得高价买，而谷子却得平价卖。我在计算器上按过，一年辛辛苦苦种下来，每天赚不到这个数。”九叔公伸出五根干柴棍似的指头，表示五块钱，“现在姑娘家说亲，得看你家田里长草还是长苗，长苗的没本事，种田的；长草的，准是在外头发了大财。嘻嘻，有意思吧。”
九叔公递给我一支“万宝路”，神情突然沮丧了：“今年可不行了，村里又有了新规定，谁的责任田荒了，罚谁的款。瞧——”他手指着公路边一块绿油油的稻田，“这就是我的地，当年硬争到手的，如今给阿五种，每亩倒贴他两大毛（即两百元），统购任务还得归我，地上收的全归他，就这样，他还不愿意种呢，你说奇不奇。你算一下，那五亩地连统购每年要多付出多少钱啦。咳！现在可是烫在手上，扔都扔不掉啊！”
“小明，我书是念不多，可也读过李自成、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还不都是为了土地，现在的农民怎么不要土地了呢！这真是怪事啊！人家都称我是铁板算，这回我可算不来了。”
九叔公的话久久萦绕在我的耳际，我也百思不得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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